苗族人酷爱银饰，不管在哪里生息繁衍，服饰特别是银饰都成为当地的亮点和人文景观。进入苗族社会的银饰决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 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混合体。苗族银饰可分头饰、颈饰、胸饰、手饰、盛装饰和童帽饰等，都是由苗族银匠精心做成，据说已有千年历史。

苗族银饰以其多样的品种、奇美的造型与精巧的工艺，不仅向人们呈现了一个瑰丽多彩的艺术世界，而且也展示出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苗族银饰的种类较多，从头到脚，无处不饰。除头饰、胸颈饰、手饰、衣饰、背饰、腰坠饰外，个别地方还有脚饰。

以大为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苗族的银饰从它诞生之初，就具有巫术的功能。苗族先民相信，一切锋利之物皆能驱邪，银饰是驱邪之上品，还可以消灾祛病。苗族西部方言区因银饰不多，这种功能显得更为现实——他们行路途中在山泉里饮水，要先用手镯浸入山泉消灾而后饮。

中部苗族的银饰也部分地保有这种功能。在中部方言区的丹寨，苗族妇女的银围腰链也是驱邪的器物，必须由舅舅请人打制，戴上后终身相随。她们死后的随葬品中，还有特制的小号银角和银碗。过去台江苗族去世，也要在墓穴中洒一点银屑，让银子伴随着他们的灵魂不遭遇恶鬼。

经过数千年的迁徙，苗族来到了两湖、黔东南、黔中、黔西北和云、桂、川、海南岛等地，约有半数聚居于贵州。贵州远离了苗族原先居住地的银矿脉，苗族也丢失了原先的冶炼技术。历史老人的脚步在苗族同胞苦难的迁徙中没能步步向前，而是被封闭在大山深处，与世隔绝，时而停滞倒退。许多苗族同胞又回复到了刀耕火种、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大山里的苗族同胞与金银的惟一联系，就是永唱不衰的古歌和老人口传的故事。金银的余音只能在精神领域中回荡，现实生活使他们远离了黄金和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