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投资“立国”的收益，不仅在于获得了十万户的封邑，及家僮万人，也不在于当上了秦国的总理，而在于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秦国真正的掌舵人。第一轮IPO成功时，子楚即位，人过中年，加上早年在赵国当人质尝尽苦头，在酒色上进行报复性的弥补，因此，在位3年基本不管政务，都是吕不韦一手掌控。第二轮IPO，嬴政即位，年纪很小，“委国事大臣”，仍是吕不韦当国。前后算起来，吕不韦当国总共13年之久，而在这13年中，从经济建设到外交、战争，都是吕不韦一手操盘，因此郭沫若曾评价说：“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问题在于，如果吕不韦也能带领秦国统一中华，那在嬴政眼中，这个天下又是谁人的天下呢?

吕不韦编撰《吕氏春秋》，其实反映了他本人对于嬴政的顾虑，进而试图以理论建树来影响、甚至捆绑嬴政。冲突的迹象比比皆是：

一、吕不韦为了编书，集纳了食客3000人，表面上是效仿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礼贤下士，汇集英才，但私人势力如此强大，秦王嬴政将有何感想?

二、《吕氏春秋》成书，洋洋20多万字，吕不韦将书放到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样的做派，既是为新书做广告，又是示好天下英才。吕不韦早已是秦国的“政治权威”，如此大树“理论权威”的架势，秦王嬴政当做何感想?

三、《吕氏春秋》成书当年是嬴政即位8年，次年嬴政就要举行“冠礼”，随后亲政。这样的时机选择，不会是巧合。吕不韦在很大程度上，试图以自己的理论约束即将亲政的嬴政。他在书中直言编撰的意图：“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喻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秦王甘心受吕不韦的约束吗?

四、《吕氏春秋》中所涉及的大量治国思路，与商鞅以来的秦政相左，尤其提倡对君王的权力进行极大的限制，主张“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以无为为纲纪”，国君要“处虚”，“无智，无能，无为”，不必过问具体的政务，只须用力选拔人才和考察人才。关于《吕氏春秋》的政治主张，郭沫若整理为五个方面：第一，反对家天下;第二，尊重民意;第三，赞成哲人政治;第四，讴歌禅让;第五，主张君主无为。对照嬴政后来的做派，可谓南辕北撤。后人论述《吕氏春秋》，多有提及对相权的鼓励及对君权的限制，这不仅是两种治国思路的比拼，也是吕不韦与秦王嬴政两人现实权力斗争的反应。

从司马迁记载的文本来看，秦王决定动手，是因为吕不韦被贬斥之后，依然“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影响力，被贬斥之后，吕不韦仍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不能不令秦王惊心与警觉。

更深一层的问题接踵而至，吕不韦有无可能避免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考察史实，结果并不乐观：吕不韦虽然掌权13年，却并未真正掌握最为核心的军权，他所接纳的3000食客，亦无武才，关键时刻，连孟尝君麾下的鸡鸣狗盗之徒也不如;在政权上，他所举荐的嫪毐长期与他分庭抗礼，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嬴政亲政前，太后-嫪毐与嬴政-吕不韦成为两个竞争的团体，十分类似晚清所谓的后党与帝党。

一个没有任何自卫能力的人，却试图高调地对最高领导者施加约束性的影响，他的高调，无非是找死的前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