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吊屈原赋》，是贾谊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受毁谤与排挤，在汉文帝三年（前177年）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所作。

贾谊十八岁即以能“诵诗属书”而著名于郡中，经太守吴廷尉的引荐，被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赴任太中大夫。贾谊希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一度欲提拔他任公卿之位，但遭到周勃、邓通等将相大臣的诋毁，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终于未受重用。汉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调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太傅。于是，在屈原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走向长沙。

长沙，在当时中原人的眼中是一个多雨潮湿的荒僻之地，而诸侯王太博这个职位只对诸侯王负有辅导之责，并没有处理实际政事的权力，所以，贾谊怀着忧郁的心情缓缓南下。当他来到湘江边上时，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在脑海中展现开来。距当时100余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此时自己也遭诬陷谪遣长沙，这是非常相似的境遇。贾谊触景感慨，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

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