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况下，儒生的支持，哪怕仅是象征性的支持，往往能成为新上台的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一种证明。所以新上台的统治者或想要上台的统治者，往往要拉拢儒生，特别是有名望的儒生，包括隐士，来为自己站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刘邦有意要废掉太子刘盈(惠帝)，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

吕后和刘盈就听从张良之计，请了“商山四皓”来为自己站台，四个老儒往哪儿一站，居然就让刘邦觉得太子翅膀已经硬了，扳不倒了，最终只能以一首《鸿鹄歌》安抚戚夫人，说你儿子没戏了，将来你的主子是她姓吕的。后来像王莽、光武帝刘秀，直至东汉后期那些陆续上台的小皇帝以及他们背后的支持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都要想办法拉拢一些名儒、隐士来为自己站台，这已经成了汉代的一种政治文化。

也正因为儒生政治地位相对比较高，所以一些儒生敢于以名流自居，公然向中央权威叫板，于是导致“党锢事件”。但所谓“党锢”也不是针对所有儒生和士人，只是针对那帮结党的“清流”，涉及面虽然不小，但对涉案的许多儒生而言，处罚主要不过是不让他们做官而已。

而即使经历了党锢事件，到了东汉末年灵帝以后，争夺政治权利的各派势力，仍然还是要想方设法拉拢名儒或隐士来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加码。这种政治文化依然存在。

郑玄在桓帝时期也受“党锢”牵连，不得做官。不过，对郑玄这样本来就不想做官、只想做做学问的人来说，不让做官，岂不是正中下怀?于是他在不受外部干扰的安静环境中潜心学问十余年，终于成了一代经学大师，被当时人誉为“经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