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植已经在这里和一位叫做董卓的西北军官一起，打了若干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仗并且把张角主力困在广宗城里。皇帝派了个小太监来传达对三军将士的问候，有懂事的叫卢植贿赂太监，卢植不肯。于是太监回去打小报告，卢植被停职反省。接替他的，正是从东郡风尘仆仆赶来的皇甫嵩。

史书上并没有说董卓被停职。并且读了董卓的传记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屡仆屡起的“福将”。为什么福，对照一下卢植相信大家就会明白了。

董卓的军事才能并不高明，但政治手腕绝对是一流的。这里他和卢植共事，卢植下去了他没下去;将来他做皇甫嵩的部下，做了几年居然爬到皇甫嵩的头上去了。这就是东汉当时的政治。

皇甫嵩在卢植的基础上，略施小计取了广宗。张梁的大好头颅被砍下来，送到京师;张角有幸已经病死，又不幸被开棺戮尸，把那颗大坏头颅也砍下来，一并送到京师。

我们很容易想象这个时候黄巾军的感受。原来“大贤良师”也会老死，也会被砍头，原来有上天的帮助，我们也会败。但中国农民的记性大抵又不是很好。

到后来天地会、白莲教、拜上帝会一号召，便又都起来了。其实到底是农民记性不好不懂得破除迷信吸取教训，还是政府的记性不好不懂得施善政从而逼得老百姓去信那连自己都不信的教派呢? 

打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支持你打仗的信仰崩溃。张宝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个信仰崩溃的危局。作为桃园三结义的孤独一枝，张宝心境之凄凉之感慨万千，已经不是我所能形容的了。我能做到的，只是转抄这样一句话：“嵩复与巨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又斩之”。 

几乎同时，朱儁急击赵弘，斩之;声东击西、网开一面消灭韩忠，取宛城;追破孙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军速度和高超的军事艺术廓清了在荆北一带活动的黄巾，有力配合了皇甫嵩在河北的作战。 

黄巾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打破了东汉末年的原有格局和演化秩序。许多有眼光的高明人物已经开始寻找破局的机会了。阎忠显然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阎忠是武汉人，是皇甫嵩的手下。现在皇甫嵩的地位就好象平定太平天国以后的曾国藩。曾的部下彭玉麟给曾写了封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这个时候，阎忠也来问皇甫嵩“其有意乎”了。

两人之间的对话很长，但阎忠的基本意思，却不外乎两点，一是诱二是吓。

阎忠认为，皇甫嵩建立的是“不赏之功”，侍奉的又是“昏主”，所以性命难保;正确的做法是领兵进京，杀死宦官和贪官污吏，进行整顿;机会到了，就废掉皇帝，南面称制。皇甫嵩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当然不敢采用。

阎忠想，你既然没有胆子采用我的计策，那么想必连保守我为你献计这个秘密的胆子也没有。于是出走。据说，这个阎忠后来被西北的叛军劫持为首领，却“感恚病死”。大约阎忠是想让朝堂之上的权臣挟天子令诸侯名正言顺取得政权以成大功的;却被这伙盗匪式的人物劫为首领，于是怨恨死去。这实在不得不说是汉末一个奇人。 

其实阎忠找错了人。皇甫嵩自小接受的是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强调忠君爱国。忠君始终是他不敢迈出的一道底限。而阎忠是战国纵横之风的继承者，纵横家找儒家做搭档取天下，实在是找错了人。

皇甫嵩是典型的士人，深深地保留了东汉士人之风。那时候的读书人，还是文武兼修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史书上说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诗》《书》，习弓马”就是明证。

皇甫嵩的叔叔是度辽将军，著名的“凉州三明”之一，前辈军事家;爸爸是雁门太守，所以在这样一个官宦世家，皇甫嵩接受的是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修养。而朱儁则是商贾家庭的，脾气就比较急躁而刚烈。

两人脾气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皇甫嵩的士人身份，朱儁的刚烈心气，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看得起武人出身的董卓，也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看得起以阴媚取人主悦的宦官张让和赵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