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汉武帝 “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倡议)之。”可见汉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选举与儒学，而选举和儒学的提倡则发自董仲舒。

由一个儒者之议影响朝廷的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来西汉帝国的极盛局面。于此，谁还会说儒生无用呢?此乃“无用”之大用!“无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

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

这次应举者百余人，庄助为举首;公孙弘以明于《春秋》中选，为博士;辕固生亦以贤良应征。

其余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操苏秦、张仪纵横之说者，一概罢黜，不予录取。董仲舒是否参加这次对策，史有分歧。

董仲舒对策，《汉书·武帝纪》记于六年后的元光元年(前134)，《资治通鉴》载于建元元年。《汉书》所记可信。

对策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年”，从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对策，不得称“七十余”，而至元光元年则为七十四年，可以说“七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