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虽然想冲破传统的道家政治的束缚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又认为道家 黄老之学 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皆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

因此，他迫切需要的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的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于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面134年)，汉武帝诏贤良进行对策.这时，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场了。

他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论准备，借助于可以自由阐发的春秋公羊学 ，投武帝之所好，公开援道入儒，终于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充实、发挥儒家义理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让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 四时 ，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 的 无为 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

面对这样一种儒学，汉武帝满意了。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已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那么黄老之学到这时便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优势，而且其理论上的优势也已经丧失了，因此 黄老之学 只好走向衰落了。

而在道家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儒学则凭借其政治、学术上的双重优势取代道家获得了 独尊.陆贾的 天人感应 主要是为了限制君主胡作非为;《礼记》的 大一、天地、阴阳、四时则主要是论证礼的;至于贾谊，其道德说也未与君权 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