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

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

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

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衹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

古时候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

假如已经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还不能那样给予，何况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纷纷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

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

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

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衹食俸禄就算了，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

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裹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饭，吃到自家园裹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裹的葵菜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

古时候的贤人君子做官的都是这样，因此人民都尊敬他们的德行，听从他们的教化，人民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就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讲求礼义而急于求利，失掉了谦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

所以诗人憎恶、讽刺他们说：“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样叠积;赫赫有名的师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

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样，是远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们，怎么能够处在贤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为呢?那些忙着谋取财利，常常担心穷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寻求仁义，时常忧虑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

《周易》上说：“背着东西又坐车，招致强盗的到来。”乘车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负担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

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宰相那样，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　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

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

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

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减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

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

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衹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