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西晋中后期，一些清谈名士﹑“贵游子弟”却藉 “任自然”来为他们骄奢淫逸﹑放荡无耻的生活作掩护，且美其名曰“通达”、“体道”。这种情况严重地腐蚀了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危及封建名教规范，以至直接影响到门阀士族的政治统治。

当时一些有见识的玄学家，如乐广，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裴頠则着《崇有论》，揭露放任自然﹑崇尚虚无给社会政治、经济和风俗带来的严重危害，并从理论上用以有为本批判以无为本，提倡有为，否定无为，推崇名教，排斥自然。

郭象在此之后进一步从理论上重新把名教与自然调和统一了起来。郭象-调和名教与自然 关于庄子的学说：《大宗师》郭象不赞成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理论，认为名教完全合于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符合名教。

他认为，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说：“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他分析说，表面看来藉助于外力的名教规范，其实存在于自身的自然本体之中。“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