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新军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曾抱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了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

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

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

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了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了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

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

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他加入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以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

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称“新建陆军”，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了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

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

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

再者，他向他们灌输了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戊戌政变

1897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1898年9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见，随后卷入了政治风暴中。

当时光绪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势成水火。

康有为等维新派(帝党)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7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乃举荐袁世凯为侍郎。

9月18日(阴历八月初三)，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颐和园，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

当天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将“围园劫太后”的阴谋告知袁世凯，并胁迫袁世凯动员新建陆军来实施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不得已答应了维新派的请求，打发走了谭嗣同。

9月20日(八月初五)上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同日乘火车到天津。9月21日(八月初六)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遂告失败，史称“戊戌政变”。

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但并不属实。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但是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

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加重了政变的后果。

所以在戊戌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于瀛台。

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

此事亦成为袁世凯的一大负担，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戊戌日记)来为自己辩解。

袁世凯由于告密获得了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

在此前后，他的新建陆军也从天津小站调往山东境内布防，使其躲过了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得以迅速扩大，成为袁世凯最具实力的政治资本。

当时山东盛行排外的义和团，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抚毓贤的纵容态度，全力镇压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

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1900年爆发了八国联军入侵，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

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

据某些史料记载，李鸿章临终前曾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遗言，但据考证并不存在。

事实上，在李鸿章去世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可以说是“非袁莫属”了。

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负责创办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洲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嫡系军官。

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

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袁世凯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洲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

1906年，袁主动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1907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中枢重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怀疑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世凯的官职，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

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被解职的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赋闲垂钓的生活。

并写了名为《自题渔舟写真二首》的两首诗，其中的一首“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京师，16日组织新内阁。

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

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