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在世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在南满拥有铁路特权的日本和长期处于内战状态的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升高了。

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张学良又致电臧式毅、荣臻：“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确实注意为要。”

是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没有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北京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

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22、23日，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分别发表讲话和告国民书，要求“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事实上默认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张要求其率领的东北军力避冲突，并退守锦州。

在“不抵抗政策”指导下，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但到1931年10月2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日方撤军，而日本不但不加理会，反而于11月进攻嫩江黑龙江守军。

日本野心已暴露无遗，张学良自谓：“国联自身本无实力，仅能调解纠纷，不能强判执行，中日事件最好能自谋解决办法。”

但在嫩江桥战役中，当日军和伪军张海鹏部向嫩江桥进攻时，张学良令守军于兆麟部和平撤退，以免靡乱地方，仍旧依赖国联。

江桥抗战，马占山可谓孤军奋战，未获驻防锦州一带东北军的实力援助。张学良驻锦州队伍“毫无战斗准备” 。江桥战斗结束后，张学良受到社会舆论猛烈抨击。

上海救国联合会说“黑省马军，孤军抗日，效忠疆场，张学良未能拨援”[6] 。市民联合会致电国民政府，指责“张学良坐视日寇侵略东北，辱国丧地，放弃职守”。

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亦电请政府“严惩张学良，克日出兵”。

南京政府在认识到日军必将占领东三省的野心和国联的软弱后，逐渐改变政策。

1931年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

而11月锦州事变中，张学良仍未下抗日决心，而是钟情于“锦州中立化”方案。11月29日，张学良致蒋介石密电，称“惟个人对此亦颇赞成”，并在与日方代表谈判之同时，开始安排东北军撤出锦州。

顾维钧于12月3日电文中极力劝阻道：“兄(指张学良)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

后1931年12月5日顾维钧又与宋子文联名致电张学良：“现在如日人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

蒋介石亦于12月8日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但12月21日，张学良致电第二军司令部：“当最近日本进攻锦州之时，我军驻关外部队理应防范，但若现政府方针未定时，自然不用锦州部队进行防守，因而撤至关内”，“部队驻地为迁安、永平、滦河、昌黎”。

当日军进攻锦州时，国民政府多次电令张学良抵抗。12月25日，令其“积极筹划自卫，以固疆圉”。

张学良部队开始从锦州撤退后，12月30日国民政府还急电其“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日军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后，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1932年日本策划的伪满洲国成立，从此东北数千万民众开始遭受日本长达14年之久的残酷统治和掠夺。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18日都被中国人视为国耻日。

过去长期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蒋介石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所致。但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不抵抗政策”是张学良和蒋介石在面对日本威胁问题上的共识。

张学良之“不抵抗”，是由于东北军没有能力单独抵抗日本的军事攻击，日本最希望能够挑起战端，所以不断升级挑衅行为。

而张一旦与日本开战，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结果只会是丢掉东北的领土和损耗自己的军事实力。

所以他严格命令军民百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给日本人挑起战端的借口。而蒋介石之“不抵抗”，则是为了贯彻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路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下令撤退，而蒋介石日记表明其迟至1931年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

张自己也在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