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复无常”，恰是对“不抵抗政策”之历史的完整反映

及至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对东北局势仍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之最机密报告，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

“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至于中方对策，虽“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

换言之，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之“不抵抗政策”，实以锦州为最后底线。蒋介石亦曾多次致电张学良，望其务必坚守锦州。

但张最终仍以“要玉碎不要瓦碎”为由，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张之所以如此，军阀心态，固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国民政府之分裂、内斗愈演愈烈，且严重波及张，亦是其心怀疑惧不愿抵抗的根源。

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分裂，武力相向。粤方甚至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之“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

事变发生后，蒋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欲谋统一，然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并无共赴国难之念，如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日方所言：“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谓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⑥…[详细]

故而，当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乃张学良之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然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乃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

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锦州既失，东北局势遂无可挽救。此后，张学良审时度势，转与胡汉民愈走愈近，却亦屡遭胡之算计。

综上，即不难理解，张学良晚年对“不抵抗政策”的讲述，何以呈现出一种“反复无常”——所谓“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乃是事实;

“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亦非无因，南京方面确实高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制约能力;

而张对唐德刚称：放弃锦州，与蒋无关，“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也是事实。今人重新审视“不抵抗”，须深切体察当日内政之芜杂，而不能仅将目光聚焦于蒋、张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