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经营成就

1934年5月31日，在国际联盟官员英国人让·蒙内的支持下，宋子文发起成立了中国建设银公司。

该公司“以协助并联合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它组织，扶持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是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事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为业务范围”，同时将引入外国资本作为其重要目标。

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中国建设银公司得以迅速发展。据统计，到1936年末，其资产已由1934年的1260万元增至3283.6万元，当年获利1914万元。

1935年4月，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实施了恢复总行制、加强业务考核、裁汰冗余人员、择优录取新人、严格检查制度等措施，对增强行员的素质和提高业务效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凭借宋子文在政界、实业界的特殊地位和严格的经营管理，中国银行业务不断发展。据1937年4月统计：中国银行存款较两年前增加2.12亿元，放款增加2.21亿元，汇款增加4.2亿元。

外交成就

为抗战提供有利外交环境

宋子文是南京政权中对日态度上著名的强硬派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兼任该会副会长，负责对日交涉与处理。他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多次与美、英各国洽谈，谋求西方国家的调停。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宋子文以强硬的措词反复指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表明中国抵抗的决心。

1933年4月17日，宋子文奉命出访欧美，参加华盛顿会议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近四个月里，他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略的真相，表现了中国自强救国的决心;阐明了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塘沽协定》签署后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地位。

这次出访，宋子文被世界舆论认为是国民党内英美派领袖。

1940年抗战期间，宋子文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1亿美元借款，[8] 之后又于1942年3月获5亿美元借款。6月2日，又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租借协定》，为中国无偿获得美国大宗军事援助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宋子文的积极努力下，1942年美国对华租借额达1亿美元之多，是抗战开始后美国对华援助最多的一年。[2] 他还争取到500万英镑的英国平准基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频繁活动欧美各大国寻求支持和帮助，促使有关国家对日本侵略扩张的后果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无疑有益于中国的抗日事业。

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荷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联合国家宣言》，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中国代表签字。《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这期间，宋子文开展的另一项重大活动是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根据蒋介石指令，宋子文就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与英美两国进行了艰苦谈判，于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废除了美、英两国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不包括英国对香港的特权)。

在美、英的影响下，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也先后与中国签订了类似条约，百年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上被废除了。

中美、中英新约签订次日，宋子文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此在中国外交史上，系属首次。”还喜形于色地说：“本人得参加废止特权新约之签订，无尚欣幸。

自1928年对美国关税自主之条约签订后，本人即切望能签订废止治外法权新约，于今果能如愿。”

1945年4月7日，宋子文参加联合国筹建大会，即旧金山会议。4月25日，宋子文作为首席代表，与顾维钧、胡适、吴贻芳、董必武等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

27日，宋被选为联合国会议四主席之一，主持了28日的第三次全体大会，并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会议期间，还被确定为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