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之死的背后

宋教仁死于何人之手，历来有两种说法，一是袁派，一是孙派。不管真凶何人，是政敌还是盟友，都残酷地宣告了宋教仁必须死。

他所代表的民主、自由和宪政改革，在这片神奇的土地，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

历史之所以沉重，是因为今天依然有昨天的影子，反观今日民主斗士之口水战，我们的悲哀正在于此。

袁世凯有太多的理由要杀宋教仁，他很欣赏宋并试图拉拢，宋却“不识抬举”并在各地演说攻击袁。

而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宋将是最棘手的政敌，袁怎不萌生杀意?“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便可以不顾细节的推敲，将屎盆子扣在其头上，这是何等荒唐?黄兴也在宋案后愤怒地说:“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在国会选举结束的敏感时期搞暗杀，无疑是引火烧身，按袁世凯的办事手段，应该不会出此下策。

而且，如果国民党不开战，而是坚持法律解决，宋案只会给袁世凯带来无穷的麻烦。

袁世凯“洪宪”前后要杀梁启超、蔡锷的理由，比当初要杀宋教仁的理由多一百倍，终究没有越雷池一步，是因为此人很在乎身后名声，越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越不敢胡作非为。

孙派多属帮会出身，暗杀不听命令的同志是常有之举，陶成章、方声涛、程璧光、邓铿等都是例子，陈炯明也险遭其害。宋案的指挥者应桂馨是陈其美密友，曾任孙中山的卫士。

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这支军队乃由陈其美的班底组成。

宋案十分轰动，当时上海是国民党大本营，破案、审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国民党控制下。

袁世凯要此时派人灭口武士英几无可能，而犯人偏在关押期间被暗杀，而且查不到凶手，试问谁能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

国民党成立后，孙中山的影响力大减，宋教仁有起而代之的趋势。

宋教仁之死，许多原来拥宋的国民党要员都回到孙的阵营，同时腰斩了孙不喜欢的宪政改革，找到了南北开战的理由，可谓一石数鸟。

于佑任为宋墓题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宋入葬闸北公园是1914年6月，其时国民党已公开指责袁世凯并发动了二次革命，为什么于右任仍觉难以“直笔”，他所忧虑的究竟是谁?袁世凯?似乎不合情理;陈其美或是后面的人?似乎合情合理。

晚清民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举国高呼民主自由、宪政改革、三民主义。

宋教仁为宪政理想，离乡背井、组织政党、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至伟。

结果却是英年早逝，留下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公案。这并不是偶然的，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

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群体?都渴望自由民主，都高呼人权法制，而有仁人志士为此努力时，普通民众却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圈内之人却在尚未成功之时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互相厮杀。

诚如宋教仁临死前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真死不瞑目。”

造谣者是谁呢?不知原委者是谁呢?每多误解者又是谁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宋教仁之死的背后，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