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因此，在这种满汉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清廷决不能实行立宪，即使实行也是假货。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时，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文件，即欲把所学的西方各种政治制度付诸实践。

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后所写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同年8月，英国上院多数通过“国会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对法案的否决权，英国贵族进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续数百年的两院制最终转变为实质上的一院制，实为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

宋教仁随即在《英国之国会革命》一文中论道，英国作为君主立宪的母国，也在逐步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化，难道还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吗? 可以看出，这时的他已坚信君主制势将被民主共和政制取代。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 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

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经济思想

宋教仁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其中，均势外债方面的识见就是重要体现。

主张原因

宋教仁对于外债并不排斥，他曾言道：“盖以吾国今日之状况论之，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之现象，已达于极致。

各国投资贷款之来，虽由于其经济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与夫一切关于财政之准备，亦未尝不可利用之，中国外债仅十六万万，视各国为最少，此事并无损国家主权。

民国将来不但本年须借债，从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此时先逐算每年应借若干，作何用途然后渐次整备，亦不难利用外债以强国。”

宋教仁之所以提出均势外债主张，与当时的形势息息相关。清末的中国，列强之间已然形成连鸡之势，这为中国推行均势外债政策提供了机会，“彼等之争先恐后而来投资或贷款者，既非一国，而其间又往往有互相疑忌争夺之事，则苟有一国垄断其利，而破坏各国均势之局者，其他各国必不能默尔而息，此亦势之所不得不然者。

有此连鸡之势，互相牵制，此正吾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使各国不得不成连鸡之势，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此尤为吾国今日外交之要诀，而借债亦当如是者也”

公开阐释

宋教仁的对于均势外债观是这样解释的：“所谓均势者，非各国在满洲之均势，乃言各国在中国全土所得之现在势力约略相当，且以维持不变相约，以保其平均也”。

宋教仁对外债问题关注三点：一是管理，二是用途(目的)，三是选定债权国(均势)。三者之中，均势乃其中的重中之重。

“夫吾人非反对借外债者也，且极主张借外债者也，惟以管理债款之方法，使用债款之目的，与夫选定债权国之政策，皆非审慎周详，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后逐绪行之不可。而现政府皆不足以语此，故素昔不敢主张现政府之借外债，今则已矣。彼竟借最危险之外债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国，固不俟论，而其最可恶者，则选定债权国政策，直是全昧于国际形势，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州之运命，故吾国人不可不深恶痛绝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