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始，中国近代教育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北大也迎来她在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没有蔡元培就没有北大。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是中国大学史上的最繁荣的时期。思想自由，学术开放。先生一方面改进北大的院系，废除学年制改为西方的学分制;一方面，以其淳淳君子的风范，四处游说那些有真学问的人来北大主讲。

尽可能的将北大的教师资源，配备到全国一流。他选人的标准，不在于政治主张、不在于人情门路、不在于新学旧学，在于其所研究的领域上的权威。

那时候的北大，是新学与旧学、老人与新人、东方与西方融为一体的北大。刘师培在当时可以称作是一个反面式的人物，袁世凯篡国称帝的时候，搞了一个“筹安会”，为制造舆论所用。

而这个里面，作为学术界的泰斗就有刘师培和严复。但是刘师培出身汉学世家，他们家三代治《春秋》，其汉学功底非常深厚。

袁世凯倒台后，刘成为反动人物，此时蔡元培治北大正需人才，他看准的就是刘师培的学问，礼聘刘师培，让他去主讲《中国古文学史》。

刘师培的学问非常高，上课从来不带书本、卡片，随便谈来头头是道，同学都很佩服他。蔡元培先生的这种“兼容并包”式的用人，才使得北大除了拥有刘师培还有像辜鸿铭、黄侃、陈汉章这样的旧学中的学术大师。

这个时期，身处上海的陈独秀正在主办《新青年》，以鼓吹新思想。为了营造学术争鸣的氛围，他亲自聘请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新青年》从上海进驻北大之后，标志着新思想新文化在北大的开端，从此北大在以《新青年》为阵营，团结了一批像李大钊、周氏兄弟、胡适、顾孟余等新派教授。

北大之内，俨然成了一个小社会，在这里能够听到社会生活最为精辟的学术见解，能够听到文人笔伐论战的声音。

蔡元培先生治北大是第一个开创了“教授治校”的先例。他始终认为：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大学思想自由学术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所以在治学的过程中，他充分尊重了教授们的治学方法、体现了大学的民主，因为这些教授都是学科中的顶尖级的大师，他们的智力绝不亚于学校管理委员会。

所以，在先生治下的北大所开的课程，并不是现在我们的大学根据教育部的规定所开的课程，他没有一个预订的表格，来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做为一门课程去讲，这样教师所讲的课程，都是他们的研究题目，把研究的成果随时可以拿到课堂去讲，发现了问题又可以充实研究，教师讲起课来非常轻松，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学生听起来也非常活泼。

那时候的学生，并不是分班，而是根据学生自己的喜好，选择教师选择自己所关心的课题，即能增加学生的兴趣，又能鼓励教授们学术研究。

这个时期走出来的北大学生，很多都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精英分子，像傅斯年、冯友兰等人。

独立的思考，肯定具备着独立的人格魅力。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是当时学人所共识的。

冯友兰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蔡元培先生的时候说：“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说程颐‘视其色，其持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洪乎如苍溟之际，其文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完全适应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先生宽人严己，他的学生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后来的北大校长)曾回忆说：“凡认识蔡先生的，总知道蔡先生宽以容众;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气，不严责人，并且不滥奖人，不像有一种人的脾气，称扬则上天，贬责则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时也很严词责人。”。

先生一生，为人师表，为民主为革命所贡献出毕生的经历。“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先生的人格力量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最高表现，他的身上具备着传统圣贤的修养，又具有西方博爱自由的理想，他是这两种人格的完美结合。

1940年，先生病逝于香港，华夏之内不分党派均表示深切哀悼。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先生一生以此自勉，学不厌悔不倦，用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人格魅力，诠释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成就了中国一大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同时也缔造了迄今为止中国教育史上的完美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