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

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

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

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