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笑纳之”，陈壁借此拜在奕劻膝下，自称干儿。他又用金店老板五万条金“借机谀媚”，庆王受之。陈壁一跃而升为侍郎，入驻清政府新成立的邮传部。金店老板也因此弃商从政，得到了轻易捞取肥大油水的铁路局长之差。

1908年，奕劻七十诞辰，大开祝典，成了官员们攀缘交结的好时机，而奕劻更是大肆进财纳贿。各地进献者络绎于道，庆王府门前车水马龙，列起了长阵。为了掩人耳目，明地里，奕劻告诫家人勿收礼物，但暗地里却令属下做四个册籍。将送礼者按众寡厚薄分为四级。一级记入福字册，凡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登记入册，另存其名手摺中。

二级禄字册，凡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登记在册。三级寿字册，凡千金以上及礼物值三千金以上者，记入此册。四级喜字簿，凡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值数百金者记入此册。同是送礼者大小多少不拒，甚至将物不满百金者列为一册。寿言、诗文、屏障、楹联，也列册记之。这一次七十寿诞，奕劻所得现金五十万两白银之多，礼物价值更为百万以上!

1911年，直到大清帝国即将灭亡之际，奕劻还近乎病态的聚敛着个人财富。据《光宣小记》记载，武昌起义后，原四川总督锡良曾自告奋勇率兵督陕，而一向卖官拢财的奕劻竟仍向其索贿80000两，锡良为之大怒：“生平不以一钱买官，况此时乎?”武昌首义爆发后，关于清帝逊位与否，南北双方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1912年1月17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奕劻、溥伦主张自行退位，颁布共和，但溥伟、载泽坚决反对，没有结果。第二天再开御前会议，仍无结果。会后，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等十余主战派前往庆邸，围攻奕劻，但奕劻不改主意。据宗室溥润回忆，隆裕宣召奕劻进宫，奕劻念叨“革命军队已有五万之众，我军前敌将士皆无战意”。溥润称奕劻是秉承袁世凯旨意。事实上，觊觎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花了300万两贿款让奕劻去宫中充当逼宫的说客!

大清帝国倾覆之际，奕劻通过受贿索贿聚敛的家产折合白银亿两以上，而当时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而奕劻的贪污名扬海外，1911年《泰晤士报》刊发《庆亲王外传》一文，称奕劻：“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

可以说奕劻与和珅真有一比。他们都出身显赫却家道败落,也都是在十四五岁发迹，乃至受到朝廷的重用。两人掌权后都极力贪污，虽屡被参劾，却没有动摇他们的贪念。和珅贪污所得，是清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奕劻贪污所获，也超过了清朝一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奕劻想方设法卖官、收受贿赂，到头来，儿子们却坐享其成。可悲的是，钱来得轻松，去得也容易。而奕劻本人被溥仪评价为：“(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奕劻去世后，其家人请求谥号，溥仪本想给奕劻封个“谬”，“丑”、“幽”、“厉”等恶谥。

但最终采纳了上书房意见，给了一个“密”字，有“追补前过”之意。在清代亲王谥号中，“密”是最差的一个字，奕劻的贪污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在这层意义上，奕劻无疑是辛亥革命的“大功臣”，堪称是革命党在朝廷里最大的“潜伏”。

有趣的是，和珅当初之贪，曾受到了奕劻爷爷永璘的无比羡慕，曾向他哥哥永琰(后来的嘉庆帝)明确提出，希望将来能占有和珅的半个园子。嘉庆帝在乾隆帝死后即收拾了和珅，并将他的大半个园子赏给个永璘。和珅当初贪得无厌，那知道到头来只是为别人“做嫁衣妆”!同样，奕劻若是知道几个儿子如此挥霍自己的受贿所得，当初还会那么贪不释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