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是晚清时期名臣。在晚清那个已经无力回天的年代，李鸿章的出现也只是把灭亡的时间推迟而已。李鸿章的一生充满坎坷，做的很多事情不被人理解。实际是为了大清的发展，但一直被人认为他是卖国贼，是一个应该被人尊敬的人。那么李鸿章的一生主要经历有哪些?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李鸿章的人物生平。

李鸿章的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23年(道光三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县东乡磨店乡。父亲李文安，母亲李氏，兄弟姐妹八人，李鸿章排行老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谱名章铜。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1840年(道光二十年)，中秀才。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

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为世所传诵。

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

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

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应顺天府乡试，考中84名举人，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同年与周氏完婚。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入京会试，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

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

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

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

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

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

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

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列二甲第十三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

1850年(道光三十年)翰林院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编修。

湘军幕僚

1853年(咸丰三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李鸿章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

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任安徽团练大臣，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他随同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5月首次与太平军交战于和州裕溪口。

次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

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1855年(咸丰五年)十月，因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

1856年(咸丰六年)九月，随同福济等先后攻克巢县、和州等地，后叙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

1857年(咸丰七年)，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

次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

1859年(咸丰九年)十二月赴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府，负责起草文书。此时，正当湘军三河之战刚刚败，需人孔急。

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

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

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

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

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

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

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

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

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1860年(咸丰十年)秋，曾、李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

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

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

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

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

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

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