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重臣

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

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

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

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

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

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清朝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

同治十一年底，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

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

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清朝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

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

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

之后，由清朝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

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

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

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

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方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

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

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族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而李鸿章本人及其家族则是从洋务中大发横财。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但是讽刺的是，在签订逼迫中国出让利益的不平等条约时，李鸿章是列强最喜欢的谈判对象，常常是列强指定李鸿章去谈判，甚至在与俄国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收取贿赂。

1871年(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

果然，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

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1879年(光绪五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1876年(光绪二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

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

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

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

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

李鸿章在1884年(光绪十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

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成功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认为李鸿章“比十个法国将军更坏事”。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割让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但辽东半岛触动列强利益，引起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清廷须缴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作为补偿。

其后，沙俄以“还辽有功”为名，向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两港。

1896年为使李鸿章放弃清政府自造铁路的方针，沙皇批准，以300万卢布贿赂李鸿章。

但李鸿章最终实得值可能只有50万，这引发了他对俄国人的报复，在最后时刻拒绝签约。[8]

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年8月《中日修好条约》;

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年5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

1885年4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月，中日《辽南条约》;

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年3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月《中俄密约》;

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年9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

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

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

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此举使我国东边的邻居日本望而生畏。)

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晚年生涯

1884年(光绪十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

188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订立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1894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

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

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六月二十三日(公历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1894年8月16日(公历9月15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

1894年8月18日(公历9月17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但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在此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

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究其原因，北洋舰队的覆灭与朝廷旧官员是分不开的，众大臣将北洋舰队视为李鸿章的私家军，挑拨其与慈禧的关系，提醒慈禧心加戒备。

同时掌管户部的翁同龢念与李鸿章私人恩怨时常克扣军费，导致北洋舰队多数舰艇老化，在为慈禧准备的万寿庆典的颐和园中，清朝库银首要用途就是修建颐和园，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想要维护北洋舰队的先进战备是不可能的。

另外，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以抵消日舰速射炮的优势，需银六十万两。

翁同龢鉴于与李鸿章有些私人恩怨未批。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李鸿章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议和。

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

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

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原本是3亿两)，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

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后人因此对李鸿章高价赞誉，认为他“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而实际上倘若李鸿章没有过于抓北洋海军权力与“保船避战”政策，清政府对于北洋海军的经费不至于减少如斯，甲午海战的结局亦有可能改变，而不是窝囊的被全歼于渤海湾海港内。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

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定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面，血染官服，当场昏倒。

一时间，现场大乱，行人四处逃窜，行刺者趁乱躲入人群溜之大吉，躲入路旁的一个店铺里。

随行的医生马上替李鸿章进行急救，幸子弹未击中要害，李鸿章复原迅速。

行刺事件发生后，日本警方很快抓到了小山丰太郎，据此人供认，他本人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

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挑起中日之间的进一步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

李鸿章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

马关条约导致国内民愤四起，而又不能指责清政府为慈禧倾尽国库一心筹备万寿庆典，故将矛头指向了李鸿章，李鸿章就在这样的情形下做了清朝丧权辱国的替罪羊。

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

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

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

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导致整个东北沦为沙俄势力范围。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

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遵从朝廷的宣战诏书，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更是以将朝廷诏书蔑称为乱命的方式促成此事。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

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

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清朝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

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

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7月30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

1900年8月15日，清朝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

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

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

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光绪27年)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11] ——“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而后病逝北京，诏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

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