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讲学

光绪九年(1883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

创《不裹足会草例》，规定入会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经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给予表彰。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两广受到法国侵扰。康有为“感国难，哀民生”，独居一楼，“所悟日深，因显微镜之万数千倍者，视虱如轮，见蚁为象，而悟大小齐同之理”。

俯读仰思，“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当年九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

光绪十七年(1891年)，康有为徇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始讲学。

讲学内容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公法比例推断之”，“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

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

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

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观念的人。

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

次年，康有为将讲堂移至广州卫边街邝氏祠。

光绪十九年(1893年)，仍讲学于卫边街。同年冬，迁草堂于府学堂仰高祠，这时康有为已有一百多个学生了。

光绪二十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

《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

这当然是荒谬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从容不迫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又一次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