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干将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之初，在康有为的幕后主持下，光绪帝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为迭上奏折，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包括拟定宪法、开制度局、禁止妇女缠足、裁冗官、置散卿、废漕运、撤厘金、裁绿营、放旗兵、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书院、废淫祠等，希望中国有一个不要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而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宪法;

要求保护工商业，予中国资本主义适当的发展;要求重练海陆军，挽救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

要求废科举、办学校，以培养新的人才。这时，他还和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积极策划推行新政。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异常尖锐，例如废八股疏上，后党即多方阻挠，公开宣称嫉恶康有为如仇敌，说是“摇惑人心，混淆国是”;

还有人严参康有为，说其“聚集匪徒，招诱党羽”，“遍结言官，把持国是”。

康有为和御史宋伯鲁、杨深秀等予以反击。但是，后党掌握了军政实权，而光绪帝则只有起草上谕权。

七月中旬，后党怀塔布、杨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荣禄，阴谋策划政变，推翻新政。

光绪帝先后发出两次“密诏”，担心“今朕位几不保”，并明谕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为离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戊戌政变发生。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

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

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八月初五(9月20日)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

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

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逃亡海外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光绪帝被软禁，戊戌六君子被杀。

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为经由吴淞、香港到达日本，他在途中发表公开信，说是“天祸中国，际此奇变”，称慈禧太后为“伪临朝”，称幽废光绪帝为“罪大恶极”，并将“密诏”改窜露布，提出“无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诏出外求救”。

接着，康有为发出《奉诏求救文》，首数慈禧太后大罪十条，继言光绪帝“勤政爱民，大开言路”等“圣明”。

说明自己“过承知遇，毗赞维新，屡奉温室之言，密受衣带之诏”，准备“奉诏求救”。

当他在香港时，就想“动身到英国去”，并“先告英使署参赞及上海领事、香港总督，请其电英廷相救”。

还谒见英国子爵柏丽斯辉，“请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启超在逃亡途中上书伊藤博文，请他与英、美诸公使商议揭破慈禧太后“欲杀寡君之阴谋，诘问其幽囚寡君之何故”。

等到了日本，康有为又请文部大臣犬养毅予以支持;又上书同文会领袖近卫笃麿，说明“受衣带之诏，万里来航，泣血求救”。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陈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曾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为示意。

康有为表示自己奉有“密诏”，不便和革命党人往来，拒绝合作。孙中山又通过日本人的关系，组织一次孙、陈、康、梁的会谈，商讨合作方法，康有为不到会，派梁启超为代表，没有谈出什么结果。

孙中山复派陈少白往访，梁启超导陈见康，陈少白反复辩论至三小时，请康有为“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

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准康有为留日。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

旋渡大西洋赴美国，企图运动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重掌政权，未能实现。

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

《会例》指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黄种为主”，准备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门各埠设会，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宣传机关，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一伙顽固势力为宗旨。

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说要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要变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

他把“忠君”和“救国”联系起来，把光绪帝和变法联系起来，“救圣主而救中国”，在海外颇有一些号召力。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下令，严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广东本籍的祖上坟墓尽皆铲平，以儆凶邪。清廷又命闽、浙、广东督抚悬赏10万两，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呈验尸身，亦一体给赏。

如愿得官阶，亦必予破格之赏。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严拿惩办，并将所著各书严查销毁。

这时，义和团运动展开，他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先订和约以保南疆，次率劲旅以讨北贼”，说是光绪帝复位，就能“辑睦外交”，“中国可安，亿兆可保”，酝酿“讨贼勤王”。

结果，实际活动的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杀，演成自立军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