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以来理学一直在湖南学术领域占据优势。长沙当时有两个最有名气的书院，一个叫岳麓书院，一个叫城南书院。嘉、道以来的几代山长都是讲习理学的。曾国藩本人及其亲朋好友都在这里学习过。下面就一起去看看：功成身退的曾国藩谋求功名无暇学问。

曾国藩后来走上治理学的道路，主要是受到唐鉴的影响。唐鉴是湖南善化人，翰林出身，道光二十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号称理学大师。曾国藩为了弄清做学问的门径，曾登门求教。唐鉴告诉他，“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

为了突出理学的指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特别强调，“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还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

“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曾国藩听后顿开茅塞。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可见，唐鉴对曾国藩之研究理学，的确起了指路人的作用。

曾国藩开始按照倭仁的要求进行修身养性。他每天阅读《朱子全集》后，静坐自省，对照检查，写出心得体会，并与吴廷栋、冯卓怀、陈源兖等人交流。曾国藩还经常把自己的日记送请倭仁批阅。这一时期的日记上留下不少倭仁的眉批，多是一些批评、鼓励之语。曾国藩通过同唐鉴等人的交往，大大提高了声望，不少人慕名拜访，切磋学问，理学家之名传遍京师。

他自己也踌躇满志，以为用不了很久就可以成为一位大学问家了。他在信中对诸弟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可见唐鉴等人对曾国藩鼓舞之大，影响之深。他的门徒们后来所说的曾国藩“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即是指此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