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

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

在军队新旧反差。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而淮军大进一步，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洋化”。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进而从“军制”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西式”(这在袁氏所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色彩已较鲜明，淮军比之不及，湘军反差更大。

二在群体结构状况。湘军以“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中语)为组织要则，淮军将领出身于“士人”的则要少得多，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惟“战”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选员因明显借鉴“西法”，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趋新”气象。

三在首领风貌特征。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例来看。曾国藩最为传统，浸润儒风，追求圣道，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翰林出身，但就专意带兵、理政，少受道学束缚，甚至不忌“痞”气，如有以“打痞子腔”“参用痞子手段”来应对洋人之语(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言忠信”“行笃敬”)。

即使日常气态、做派上，曾、李也大为不同。到袁世凯，于此更见其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比起曾、李他简直就是个“大老粗”，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腾达，与他非常的心计、权术、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再从近代军阀的孕育过程来看。关于近代军阀的界定以及对它何时与如何形成的看法，学界观点不尽一致，认定其到民国代清后的袁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则为“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应该说比较合理。前后联系看来，在整个“孕育”过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则最终完成。而这，与其“西化”趋向扭曲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