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对剑门关有人说“一关失，半川没”，是不为过的。

剑门关北有利州，南有绵竹(就是涪城所在地)，绵竹是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无论从剑门金牛道，还是从垄上阴平，要想从北入川，必走绵竹。

至于本文的主要道路“阴平”，它是从陇上到四川腹地的奇路，实际严格上讲，三国时这确实不是条路，只是从理论上可以到达成都的“径”，邓艾自己也说这是条“邪径”。

而一旦到了成都平原上，交通条件还是可以的。

理论上讲，要想稳守蜀地，必须北据汉中，东守江陵。因为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汉中对四川拥有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关中则只是共享秦岭之险。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而越大巴山南进则相对容易。若汉中归北方，双方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

蜀汉早已失去荆州，巫山之险与吴共之，所以只有守住汉中才能稳固蜀汉政权。

但是，魏国又何尝不知道这些道理?

十八万兵入汉川

蜀汉在诸葛亮和蒋琬、费祎的执政下，还是比较稳定的。姜维屡次“伐”魏，消耗了国力，在精神上是可嘉的，但是结果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蜀后主是个出名的明君，在他的领导下蜀汉从小康走向温饱，从温饱走向贫困。正如司马昭所说“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

在军政上，内宠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勾结，导致姜维往沓中，“不复还成都”。这对蜀汉是十分不利的。因为“羁旅讬国”的人不能在需要他的地方待下去，这是给了魏国可趁之机。

景耀四年(262年)冬，司马昭商议伐蜀，连邓艾在内的群臣都多次反对伐蜀，认为蜀国没有间隙，只有钟会赞同。于是司马昭令青、徐等诸州，并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假装伐吴，却令钟会都督关中人马，商议伐蜀对策。

远在沓中的姜维早就看破了司马昭的声东击西之计，并且对钟会的举动有所探知。景耀六年(263年)，姜维表奏后主，说：“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诣督堵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在这紧要关头，黄皓不听人言，却信鬼神。他相信巫者的预言，认为敌人不会到来，禀告后主，把姜维的表章压下，不予理睬，连大臣都不知道。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魏“征四方之兵十八万”，分三路进攻蜀国：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向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多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桥头，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军汉中。

应该说，这一进军路线是“既狠又准”。蜀汉内部政治斗争使“主帅”不在必争之地“汉中”，跑到了“沓中”。司马昭抓住这个机会。他的本意是用邓艾死死的钳制住姜维，让诸葛绪断阴平桥，切断姜维后路，同时用钟会进攻没有蜀军主力的战略要地“汉中”。

这样是一石二鸟，既可以围困姜维，使姜维无法救汉中;同时由于汉中的空虚，用优势兵力趁虚占据汉中，避免了消耗巨大的攻关。即使邓艾和诸葛绪一时吃不掉姜维主力，只要钟会如期拿下汉中，那么姜维就面临被彻底合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