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军事的签枢密院事徐俯却不以为然，认为岳飞不是最佳人选，赵鼎力争，后来岳飞果然收复襄阳，可见赵鼎不但懂军事，还知人善任。南宋刚刚成立的这几年，金人不断南侵，战局瞬息万变，边关警报此起彼伏。

每每变局，赵鼎总是沉着应对，屡向赵构进用兵之言，赵构开始把他当成左膀右臂，视为股肱之臣了。绍兴四年(1134年)秋，赵鼎被任命为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当上了宰相，兼管军机要务。他任相的消息发布后，“朝士相庆”，真是众望所归。

这段时间，是南宋脚根渐稳、内乱渐平、经济复苏的一段时间，也是在抗击北方强敌人心最齐的一段时间，上至皇帝，下至士卒，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形成这个好氛围，与赵鼎的努力协调是分不开的。在赵鼎的措置下，韩世忠所部在扬州大仪镇大破金军，岳飞所部在庐州大败伪齐军，前方佳音不断，捷报频传，取得局部战争胜利。

加上此时金太宗病危，金军见无利可图，只得撤军北还，联军攻势被瓦解，赵构暂时又坐稳了帝位，不禁长舒一口气，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赵鼎在任相那些年，虽然内忧外患、举步维艰，但他心情是舒畅的，因为朝廷上下抗金的态度基本一致。

人做事累点不要紧，要紧的是上下同心，这样的话，身累心不累。最怕人心不一，这样必然身心交瘁。赵鼎之所以成为“中兴名相”，一方面因为本身的才学与品质，另一方面与当时朝廷的氛围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当然，正如一个国家有兴衰之别，人的仕途也绝非青云坦途，也有背运之虞。在他的推荐下，张浚再次入朝拜相，两人共同辅佐赵构。赵鼎与张浚虽然都是主战人士，但两人性格却迥然不同，张浚激进，赵鼎淡定，张浚操切，赵鼎沉稳，一个急于求胜，一个稳打稳扎。这样两个人在一起共事，无论他们先前有多么友好，迟早也会产生矛盾。

综合其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关键是从张浚去国、秦桧归队开始，赵构就已经被秦桧说动，选择了投降金国、屈辱偏安的国策。而对于坚持与金势不两立的赵鼎来说，道路的选择就意味着前途与命运的选择，即便他不是激进派，但只要他坚持抗金，反对屈辱议和，就必须接受贬官的现实。于是，这年十月，赵鼎被罢去宰相职务，以忠武节度使出知绍兴府，再也没能回来。

从此，秦桧独相，全权处理南宋对金乞和事宜，前后专权18年之久。 如若要细察和掂量一下秦桧在高宗朝的地位，可把他与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进行一番比较。秦桧与蔡京的最大不同就是，秦桧能主导宋高宗的朝政，而蔡京却无法左右宋徽宗的大政方针。也就是说，秦桧任相时，宋高宗在外交内政上，大都听命于宰相，而在宋徽宗眼里，蔡京不过是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钱袋子。

蔡京创设“应奉局”，大兴“花石纲”，改革盐法和茶法，为宋徽宗在享乐和金钱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他任相期间，陈东等几个太学生就可直接上书骂他国贼，宋徽宗甚至3次让他退休，拿掉他就像拿掉桌上一个杯盘那么容易。

两者相较，秦桧堪称权臣，而蔡京只是一个通过不断满足皇帝欲望而获得宠幸的弄臣，秦桧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蔡京只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秦桧能够轻轻松松裹挟着皇帝，以皇帝的指挥棒实现自己巩固权位、排除异己的目的。 所以，秦桧要打击异己、收拾起赵鼎来，简直是易如反掌。赵鼎作为秦桧的对头，注定无处可逃。

因担心亲朋戚友受到牵连，赵鼎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门人故吏更是害怕惹火烧身，皆不敢通问，只有广西经略使张宗元出于敬仰与同情，不时派人渡海，馈赠米食以接济，秦桧听说后，立马将张宗元调离广西。

赵鼎明显感到山雨欲来，秦桧开始要对他下毒手了。于是，他萌生了自杀的打算，他请人转告儿子赵汾说：“秦桧必欲杀我。我死了，你们则无后患，我若迟死，必将祸及全家。” 死前，赵鼎自书铭旌(竖在灵柩前的旗幡)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即将弃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江山社稷。

绍兴十七年(1147年)，赵鼎在吉阳军贬所绝食而死，享年63岁。赵鼎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生，更是为南宋偏安小朝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故《宋史》评价他说：“论中兴贤相，以鼎为称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