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整个江南都在看着被俘的文天祥，盼望着他早日杀身成仁。也许，他们是害怕又出现一个“李陵”吧。这位当时28岁的王炎午，闻知文天祥押送船将过江西，即作了长达1800余字的《生祭文丞相文》。王氏将《生祭文》誊写近百份，“字大如掌，揭之高砌”，张贴于文天祥可能被押解经过的自赣州、吉安、榉树、南昌等沿途驿站、码头的山墙、店壁诸醒目处。

还派人在各处宣读：“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将相，功名事业，可死。仗义勤王，受命不辱，不负所学，可死。……虽举事率无所成，而大节亦已无愧，所欠一死耳……”如果“志消气馁”，“岂不惜哉”!

总之，文丞相应该死，而且要赶快死。他唯有一死方可明志，生命必须毁灭;忍辱偷生或者投降，就却意味精神的死亡。王炎午们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鼓动文天祥“速死”以保持名节，这并非个体行为。那位曾经入狱探望文天祥，并给其演奏《胡笳十八拍》的道士汪元亮，也在探望过后“勉励”文天祥：“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

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却掩盖不住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千里之外的王炎午得到死讯后的反应，是悲痛，也许更感慨，其中带着心安之情，因为文天祥的死刑早就被他被判定了。在前一篇祭文的使命完成终结之后，他又作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谨此致奠，再致一言。”

文天祥殉难后，汉族人民以各种方式纪念他。1323年，在文天祥家乡吉州的郡学里，他的遗像挂在先贤堂，与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等并列祭祀。1376年，北京教忠坊建立了文丞相祠，后来，他的家乡吉州庐陵也建立了文丞相忠烈祠。文天祥的文集、传记在民间流传很广，历久不衰，激励着民族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