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所以，当熙宁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函致贺，司马光弹冠相庆，韩、吕等诸友都磨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

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吕诲袖藏弹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劝阻;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司马光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

面临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新的因素和变化，腐败不堪的北宋政权已无力应付。

要么，革除弊端，适应新的情况;要么，任旧局面发展下去，归于覆灭。

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觉察到风暴的端倪。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和司马光等，都有更明确的意识。

尽管在激烈的争辩中，司马光有过保守的议论，但在他平素的言论中，不难找到各种倾向变革的观念。

实际上，在当时，变法已是大势所趋，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变法而已。

从熙宁二年夏秋以来，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并置众人是非和四国流言于不顾。

这场变法，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厉风行之势，令往昔的革新旧臣目瞪口呆;

其影响之广泛，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斗争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裂，笃善的挚友反目。

正是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熙宁三年的春风，夹杂着几丝寒气。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

及至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他便转而站到反对派一边。

作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词弹劾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

安石在与神宗的实质性谈话中，不能不力斥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旧友本人，则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使司马光担忧的，不仅是官僚染指营利事业的复杂后果;而且，是某些谄谀之士开始取代忠信之士，成为新法的支柱。

他提醒安石，莫为这类小人所出卖。对于司马光的担忧，安石未尝没有虑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广，局势瞬息万变，鲠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难道让他半途而废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