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胆识和勇略，确乎超人。然而，他的新法疾猛推行，总不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正因为他走得太快，众友人才被他远远甩开。

清除社会积弊，实在是一桩艰难的事。想让一个政权不断适应复杂的经济变化，尤其不易特别是这个政权本身的弊端尚待厘剔之际;哪怕是纯然善意的惠政，也可能在某个执行环节中转眼化为劣迹。

安石与司马间的众多分歧，大多属于方略、技术和手段的差异。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

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司马光一时无力阻挡变法的风潮，便辞位离京。

他长期退居洛阳，专心治学，十五年如一日，撰就了他的史学宏著。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

谢家墩，安石取名叫半山。他常常在半山的小宅里静卧，嚼着石莲，研究文字学;也不断地跨驴出游，到定力寺去探索禅缔;

或者用囊装十数枚饼，终日行吟于山野之间与叱咤风云、发号施令不同，这或许才是他的文人学者本色。他有点思念旧友。

有时候，他会突然转头对人说：司马十二，君子人也!人家不应，他便自语，把这同一感慨重复三、四遍。

丙寅年的暮春季节，三弟给安石带来了旧友的讯息。他意味深长地慨叹着：司马十二作相矣!六十七岁的司马光，真的回京执政了。

而且，他一反稳健的作风，拿出安石一般的气魄逐条废弃新法，挨个儿撤换变法派。

苏轼对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颢关于团结反对派的劝谕，韩维关于警惕投机人物的提醒，他都置若罔闻。

只有蔡京的逢迎使他心慰。他是那么匆促而急切，仿佛迟缓一步，新法便会根深叶茂而无法撼动似的。

就这样，当年批评安石执拗的司马光，如今比安石更为执拗！或许，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

噩耗传到开封，传到同样衰病不堪的司马光耳中。司马光深为悲憾。他预感到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

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与司马光身后的荣辱遭际，后来又有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彼此的友谊既年深情笃，各项重大的分歧，也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

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在政策的争辩中，他们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略无情面;然而，在个人之间，却依旧洽守友义，不负夙契既没有权势的倾轧、阴险的残戕，也不曾互相诬谤、暗害中伤。

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关于熙宁变法的研究，固然可以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留意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也不为无益。或许可以这样说：不同政见者互相礼遇和友善相处，曾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某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