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问题

是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反映。南宋会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它是绍兴三十一年由“行在会子务”发行的铜钱会子开始的。

这次会子的发行，以铜钱十万贯为准备金。会子采用铜版印制，面额分为一贯、二贯、三贯三种，隆兴元年又增加了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三种。

会子仍然使用楮纸印刷，因此会子也被称为楮币、楮券或者简称楮。

最初的会子并未限定发行额，也没有设界，自绍兴三十一年起到乾道二年共印二千八百多万贯，支取回收了一千五百六十多万贯，民间尚在流通的有九百八十万贯。

因为地方州县收纳赋税不收会子，所以有不少商人在各地用低价收购会子，然后到临安兑取铜钱。

由于人数太多以至形成挤兑风潮，惊动了孝宗，孝宗迅速以府库所藏银钱回收会子约有近五百万，而民间尚留有四五百万继续使用流通。

说明虽然发生了会子挤兑风潮，但是由于官方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维持会子的信用，加之民间也的确存在对轻便纸币的需求，所以会子在以后得以继续的发展。

乾道五年，会子改为定界发行，每三年一界，每界一千万贯，每界使用六年(也就是两界)。

之后会子的发行数有所增加，不过由于准备金充足且发行量也未至滥发程度，遇到会子贬值就马上“秤提”回收防止恶性贬值，所以会子维持了较高的币值。

后来会子越发越滥，流通数越来越多，至开禧年间，会子改为三界并行，总流通量达到近七千万贯，第十三界会子更是发行四千七百万贯，会子因此大为贬值。

嘉定年间经过多方秤提平抑后，会子的价值才有所回升，达到在京一贯值钱七百，地方半之的水平。

从中可知会子的贬值非一朝一夕，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贬值也是必然的。当然嘉定年的政治、经济更值得进一步作仔细研究。

在政治上看，主和不得民心;从经济上看，物价上涨，会子贬值不得民心。

“与金人战、使会子不贬值。”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和要求，或者说这是在南宋任何时候都能适用的普遍真理，但如将它与某一时某一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看，那就值得商榷了。

如果用普遍真理去指导特殊问题，则不一定能得到很好解决，同样用人们一般情形下的普遍心理，去观察特殊背景下的事，难免也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

史弥远颇遭非议的还有用人问题。他以宣缯、薛极为肺腑，王愈为耳目，盛章、李知孝为鹰犬，专擅朝政，权倾内外。

薛极与胡榘、聂子述、赵汝述，是史弥远最亲信的人，人谓之“四木”;李知孝与梁成大、莫泽，为之排斥异己，不遗余力，人称之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梦昱等都遭窜逐。

推崇理学

史弥远的降金乞和行为，使南宋军民十分不满。在嘉定和议签订的次年，赞同开禧北伐的军官罗日愿与殿前司、步军司军官杨明、张兴等，谋杀奸相史弥远未成，都被处死。

嘉定十四年(1221年)，又发生了殿前司军官华岳谋杀史弥远事件。在开禧北伐时，华岳作为军事理论家(著有兵书《翠微南征录》等传世)，以战略眼光指出，应待金朝破坏和议时攻金，不应在准备不足时主动北伐，因而受到韩侂胄的打击。

但对史弥远的乞降求和更为不满，“谋去丞相史弥远，……宁宗知其名，欲生之，弥远曰：‘是欲杀臣者’。竟杖死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