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

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

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

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