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同前)，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

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

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

中唐古文运动，虽然在当时文坛上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就此匿迹，晚唐以后，它还在继续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前蜀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中曾提出：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有力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