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事件影响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当时唐室为了早日结束战事，不惜招抚安史降将如李怀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节度使，允许其保留所据地区与兵力，于是藩镇(方镇)数量激增，全国各地均置节度使。

而安史叛将的旧有军力得以维持，因此便割据一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务，“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镇割据的问题。

如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李宝臣据成德、李怀仙据范阳，皆领节度使之职，即河朔三镇。当时方镇表面上臣服于唐室，但事实上却割据一方，使唐帝国陷入分裂的状态，当中以河朔三镇为甚。

此一割据状态可谓一直维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国。唐末年，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进入京师长安，控制唐室。其后当朱温废唐哀宗，建立后梁，自立为帝，全国各地随即各自独立。

安史之乱之影响也包括促使长安、洛阳的衰落与中国政治重心的转移。自秦汉、隋唐以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一带均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

自安史之乱后，因战乱持续而残破不堪，李庾《东都赋》描写安史叛军“杀人如刈，焚庐若薙”;洛阳“世治则都，世乱则墟;

时清则优偃，政弊则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后的各个皇朝均不再定都于西安或者洛邑。

财经上，华北经济因此而残破，经济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经济地位。

历时七年零二个月的战乱主要蹂躏黄河中下游这一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产大受破坏; 相反，安禄山军队虽也曾想攻打江南，扩张势力范围，但唐室因许远、张巡等名臣死守睢阳，使南方并未如北方般受到战乱的摧残，南方得以保全。

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为南方带来劳动力，使江南的经济则日益发达，最终其经济规模凌驾于中原之上。

唐室为了平乱而向外族回纥借兵，回纥自持凭平乱有功，也屡屡向唐室勒索威逼财帛，连年的侵扰边境，唐的声威至此沦落，天可汗制度无法维持。

原本隶属于唐朝的西域地区更是在之后三十五年时间内陆续被吐蕃和回纥所完全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