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知道邓小平是国家主席吗?邓小平当过国家主席吗?小编今天为大家解答。香港武侠小说家、著名报人金庸(原名查良镛)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不断认知的过程。

在进入香港报界的初期，金庸对中共的认识是迷茫又充满恐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查枢卿在祖籍浙江海宁县袁花镇土改斗争中作为地主受到镇压。

1959年，金庸放弃写作而主持《明报》编务。他作为刚创刊不久的明报社社长和主编，每天都必须为这张报纸的头条写一篇社论，这时候金庸的政治观点便开始变得明朗起来。

金庸的政治社评具有旗帜鲜明的特点。纵观金庸在《明报》初创时期亲笔撰写的数以百万字计的社论，绝大部分是针对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对英国政府的香港政策加以评论。

也有一些是他对祖国内地“文革”前后各项政治运动发表的意见。从这些社评中不难看出，金庸对中共的不满情绪多来自于当时的极左思潮。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大都体现在内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金庸执笔撰写的社论。在这场运动开始后不久，金庸几乎每天写一篇社评。

所有评论又都是针对前一天在内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例如金庸对于红卫兵揪斗刘少奇和邓小平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为此在《明报》上针锋相对地发表题为《本港“左派”拥护刘少奇》的社评。

金庸还针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在香港《明报》上不断发表措词严厉的文章，这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但是林彪和江青一伙对于香港《明报》又鞭长莫及。香港《明报》在那一时期曾被内地列为“反动报刊”。

当然，金庸的政治性社评也并非至善至美，特别是他对中共一些政策的理解，由于他多年居住香港，对内地的了解难免存在片面性，所以在他主办《明报》期间，在他笔下也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一些与事实相悖的偏激之词。

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金庸见到了心仪已久的邓小平

不过，这并不影响金庸对祖国内地的向往，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地形势日新月异，更加激起了金庸早日返回内地看一看的强烈愿望。

尽管金庸1948年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定居以来，他已经先后三次越过了罗湖桥，回到了内地的土地上。

金庸第一次从香港来到北京是在解放后的1950年，当时他希望通过从前在香港文化界结识的友人乔冠华，借以实现他从小就萌生的“外交官”之梦。

不过由于他的家庭出身等诸多原因，此次北上这一愿望没能实现。金庸第二次回到内地是1953年，当时他要返回杭州和上海处理与前妻杜治芬的离婚事宜。

第三次是1962年，他因事回到广州。这三次内地之行，对于金庸来说都是来去匆匆。所以在金庸的记忆中，内地给他留下的始终是一片灰暗的色彩。

尤其是在“文革”期间，金庸在香港所能获得的信息，几乎都与“四人帮”一伙搞的“打、砸、抢、抄、抓”有关。所以金庸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对祖国内地的关注和向往就变得更加强烈。

他很想再一次返回内地，特别是前往首都北京去看一看，看看经历过“文革”浩劫后的内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巨变。

不过金庸始终没有轻易提出回内地访问和参观的要求，因为他担心自己“文革”期间在香港《明报》发表的那么多过激的言论，回来后会不会受到欢迎。

尽管有种种顾虑，金庸本人返回内地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思归之心也与日俱增，而邓小平的出山给金庸心里带来了更大的兴奋。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一直很钦佩他(指邓小平)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金庸对中国共产党所持态度发生的根本改变，在于他亲眼看到1977年邓小平再次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后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

他对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尤其赞许。

面对邓小平在国内实行的拨乱反正政策，金庸在振奋之余又利用为《明报》写社评的机会，对内地出现的大好形势不断加以赞美与讴歌，特别是对邓小平和胡耀邦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有一段时间，金庸几乎每天都看新华社电讯，然后亲自提笔撰写赞许的文章。金庸在《明报》上如此关注和赞许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明报》与此前相比焕然一新。

在对邓小平三落三起的政治生涯大为佩服的同时，金庸还在社评中主张请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也就在1981年的春天，金庸正式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提出想访问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

党中央对于金庸的这一请求非常重视，虽然《明报》从前曾经发表过一些过激的言论，但是金庸和他的《明报》在“文革”前后对中共所持截然不同的态度，足以说明这位素有武侠风格的作家和著名报人。

在思想深处正在发生着变化。团结金庸和团结《明报》显然对于1997年的香港回归大有益处。于是党中央对金庸渴望返回内地、亲往北京的请求很快就作出了回应。

就在金庸即将成行的时候，他再次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向中央提出了他此次回北京希望见到邓小平副主席的请求。

当时负责联系的同志对金庸的这一请求虽然十分理解，但又感到实现这一请求有一定的困难。不过，当邓小平在北京获悉金庸希望得到他接见的想法以后，竟然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这样，金庸便在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见到了他心仪已久的邓小平。

当时，北京正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夏季，金庸为了尊重邓小平，特别穿上会客时才穿的笔挺西装。

而邓小平则穿着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见金庸这样拘谨，便示意他可以随便，于是在合影之后金庸便脱去了西装外套。

他们就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邓小平告诉金庸，前些年他在江西的时候，就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家人也都喜欢读金庸的作品。接着，邓小平又畅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

金庸在听邓小平介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国内情况时，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动乱岁月，同时也想起当年他在香港《明报》多次发表社评抨击过的极左政策，拨乱反正以后的中共政策确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