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对此深受鼓舞。他当时向邓小平表示：“现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帮’时期固然万万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面也开明得多。

例如投考大学，现在不论阶级、出身，都可以投考，只凭考试成绩录取。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长期坚持下去。”

邓小平告诉金庸：“‘文革’使得全国人民思想混乱。十年动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

‘文革’之前，每年有十几万青年从大学毕业，中学毕业生至少几十万，‘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红卫兵瞎捣乱。”在谈到早已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时，金庸说：“十年‘文革’，使国家少了几百万人才。”

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情形一时还扭转不过来。培养人才是长期性的事，破坏10年，恢复至少要20年。

娃娃们习惯了‘文革’时瞎捣乱的习气。无政府主义猖獗，大家不守纪律，以为标新立异、我行我素就是英雄，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说这是民主、自由。其实不守纪律、没有节制的民主，正是破坏民主。

‘文革’之前，党有很大的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2000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党发出号召，大家就都上山下乡，只有极少数人例外。

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现在娃娃们都用心读书，情况好了。也不是没有问题，但要用诱导教育的方法，根据法律处理。”

金庸对邓小平的一席谈话甚为感动，他说：“国家这么大，人口这样多，经济建设是很艰巨的工作。

为了调动全国一切积极因素投入经济建设，在起用人才、提拔人才之时，似乎应当重视才能、知识、品德，不是共产党也应当有同样的机会。”

邓小平说：“每一方面都需要有才能的人作出贡献。不但要起用全国人才，外国的科学技术，外国专家我们也欢迎……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

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谈到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工作时，邓小平告诉了金庸中国共产党当前迫切需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三是搞好经济建设。

邓小平在展望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前景时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民每年平均收入1000美元，目前中国人民的平均收入每年大约250美元。十年翻一番就是500美元，再过十年又翻一番便是1000美元。

我们的想法要实际一些，如果目标不能全部完成，打个8折，是800美元，那时中国的人口是12亿，那么全国的总产值是1万亿美元。

若能实现这个目标，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中国政府就有能力做很多很多事情。就可以把教育经费提高2‰～5‰，就可以大办学校，提高人民的教育水平，使大多数人成为有学识的人。

不但要搞好物质文明，而且要搞好精神文明。”

在谈到金庸和《明报》赞成邓小平出任国家主席一事时，邓小平表示：“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旦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

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对邓小平这样看轻权位，不由从心里感到钦佩，他当场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看重个人的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令人十分敬佩。”

这次返回内地参访，让金庸大开了眼界。在返回香港后当记者问他：“当年中国大陆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你曾写过社论，赞扬他的硬骨头，是不是?”金庸当即表示：“是啊，单是刚强，当然不够。

江青和张春桥在受审时十分倔强，有什么价值?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彭德怀反对‘大跃进’和‘浮夸风’，也有这种风骨。

我跟中国大陆一些朋友谈起来，许多人都赞叹彭大将军是英雄好汉。当然，邓小平不做国家主席，也是很难得的。如果你熟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就会知道这种事情的难能可贵。

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等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好得多。

我衷心希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幸福而自由。

金庸就是通过这次为期月余的各地参访及与各级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才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与了解。

金庸回港后对记者谈到中国共产党时这样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

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

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说来，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

我发现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自1981年金庸亲往祖国内地访问后，他主持的香港《明报》更加主动、及时、全面、客观地报道和评价内地的政治经济形势。

特别是对中共中央准备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金庸的《明报》显得更为旗帜鲜明。

1984年春天，金庸出版了《香港的前途》一书，将他亲笔撰写的《明报》社评汇编成集，出版后他又将此书寄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参阅。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金庸又一次从香港来到内地参观访问。这次，他在北京会见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

胡耀邦与金庸的谈话，内容也非常广泛。金庸从北京返回香港后，把与胡耀邦总书记的谈话要点凭记忆整理出来，然后在他主办的《明报月刊》上发表出来，在东南亚地区引起很大的震动。

这一时期的金庸，对中共和中共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入一步。尤其对中共中央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中所取得的成绩，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981年夏天，金庸在北京和邓小平会见并到13座城市进行考察参访以后，对香港记者谈起中国内地经济是否繁荣一事时，还曾有所保留地说：中国内地“经济繁荣还谈不上，和外界先进地区相比，那差得远。

也比不上台湾，但是和前几年相比，可繁荣得多了”。1984年当金庸再访内地时，经过对几座城市的实地考察，他认为中国内地的经济正处于腾飞的前夜。

而且他承认内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加让人鼓舞的巨大变化。金庸在京与胡耀邦等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会晤后，与中共许多革命前辈和元老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当他听说王震很喜欢他的武侠小说时，就在香港将一箱装满封笔之作《鹿鼎记》的小说寄往北京。王震在接到金庸的赠书后十分高兴，还亲笔给金庸写了一封回信，以表示谢意。

不久，金庸在香港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香港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的准备工作，这是作为报人和作家的金庸首次参与重大的政治活动。

这一时期的金庸，已经开始从繁忙的《明报》编务工作中退居二线，他一面积极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草拟，一面开始了学术研究和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对祖国内地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他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

金庸远离编务后，曾经先后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兼任该校中文系的名誉教授。1989年《明报》创刊30周年的时候，金庸毅然辞去社长职务，而改为专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