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来看，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同期的我国中原文化。特别是上述那柄金杖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它使得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的学者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西亚地区和古埃及。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权力的代表并不是金杖，而是玉玺。但在古西亚地区及古埃及，其政权组织形式都是政教合一的，国王的权力不仅受到宗教的限制，有时宗教权力还可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而金杖也一直是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被看作是神赐予的。我们可以从汉莫拉比法典的浮雕中看到，神将法典赐予汉谟拉比王的同时，也赐予了汉莫拉比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权杖。在三星堆众多出土文物中，金杖仅此一件，足见其珍贵。同时，金杖上端布满了代表三星堆古国最繁盛阶段鱼凫王时期的图腾——鱼鹰及鸟，这都说明这柄金杖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地位，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就跟我国传统的权力象征有所不同。

而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器物上看，古蜀国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深深受到了古西亚以及古埃及等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其次，从三星堆出土的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及器物上看，三星堆文明也受到了古南亚印度文明的影响。无论是那棵令世人震惊的青铜神树，还是那座令世人仰视的青铜大立人像，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焊接、失蜡法、分段铸造、嵌造、铆造等青铜锻造技术，而这些技术最早就是出现在古代印度的。

并且，这些青铜器物上没有任何文字。而在同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还没发现运用这种工艺制造的青铜器物，此外，当时我国中原地区青铜器主要是祭祀用的礼器，上面多刻有文字。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出现于古西亚地区，逐渐通过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四周传播，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尤其在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古印度得到了很大改进。而一直热衷于与外界商贸交流的古西亚、古埃及或古印度商队，不但把大量珍贵物资带到了古蜀国，同时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了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物，但其中却看不出青铜冶炼技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此外，大量青铜人像或青铜面具的柔和线条和夸张造型，也和线条简洁明了、形象夸张突出的古印度人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青铜大立人像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双手，以及青铜面具的阔嘴、纵目及大鼻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