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为运输方便而碎马是完全可能的，反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把完整的、重达二顿余的石马装上车是很困难的。

5、没有动用军队及武装，正说明盗马一事是经“当道者”同意、默许的，所以无人敢拦阻。

6、按诸说盗马历时一至多日，这难以确定孰是;但运二马或四马，似乎一日已足，不必拖延多日。且所有受访者均未提到盗马者在陵上有过夜事，故以一日说较可信。

7、诸说山下来人一二十人至百余人不等，现也难以判断，但似乎百余人太多，姑存疑。

“什伐赤” “什伐”为波斯语“马”的意思。毛色纯赤。来自波斯，是李世民与窦建德在虎牢关作战时的乘骑，身中五箭可见战斗之激烈。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什伐赤”

阎振维说马运下山后在泔河岸放置有日不可靠。这除阎并未亲见当时情状、与其他人所述相反外，也不合当时情理。其他人都说是走天桥一线到北屯由此再到咸阳、西安，是大路并且最近。

其方向是由昭陵沿山坡走向朝东;而阎所说泔河在昭陵之西，与咸阳、西安是反方向，同时盗马事并不光明正大，其情状不可能从容不迫，不会朝反方向走并在河滩上延宕多日。

四、两次盗马的时间 按以往流行说法，第一次盗马是1914年(民国三年)，第二次是1918年(民国七年)。现经核查有关资料、说法，此说似乎不太可靠。

1、1917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派毕士博第二次前来我国，为博物馆物色收藏的对象，唐太宗昭陵六骏浮雕中最优秀的两方拳毛騧和马前有丘行恭像的飒露紫，即在他这次来华包括到西安活动后不久被“购入”该馆。

1978年10月23日，美国汉代考察访华团在团长余英时率领下来西安，笔者参加接待。团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退休教授德克?

卜德说该校博物馆并无毕士博(Pishihpo)其人，而有毕晓波(Bishop)。另至1920年，二骏还在芦芹斋公司手中。他还认为，宾州大学对盗马一事不负任何责任，而可能是芦芹斋公司和县的一地方官员合伙干的。

2、高维岳说： “头一次是民国四年，第二次是民国五、六年。” 据高所记忆，头一次即为1915年，第二次为1916年或1917年。头一次高说肯定记得清楚，并多次重复强调，第二次不十分肯定，但认为绝不会迟至民国七年(1918年)。

3、前引《苏庵杂志》系民国七年出版。如第二次盗马确系1918年，那就意味着记当年事的书又于当年出版。这在当时的印刷出版条件下似乎不太可能，故前推一年之说较为合理，如此就与高维岳说的民国五、六年相吻合，即第二次的时间应放在1917年。

前引《苏庵杂志》所云：“(第一次盗运后)乃未几，复为某洋商所觊觎??”，既云“未几”，即与第二次相距时间不会太长，不应长至三、四年，故据第二次的1917年前推二年至1915年。

这似较1914年合理，而这也与高维岳回忆的民国四年相一致。 根据新的材料和分析结果，第一次盗马似应发生于1915年，第二次应是1917年。

“拳毛騧” 毛色黄嘴黑，许洛仁在虎牢关所献。李世民乘骑此马曾在河北洛水与刘黑闼进行过激烈的战斗，马连中九箭而死。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戟，氛埃廓清。”

五、关于张云山或其他军阀盗马 前引《苏庵杂志》所述张云山盗马事，是这次新发现的资料，以前无人引用过。《苏庵杂志》作者宋联奎，长安人，民初任陕西巡按使，与张云山不仅是长安同乡，而且在同一阵营又同时任职。

对张应当十分熟悉，且当时人记当时事，从时间上也应当是相对可靠的。但对张盗马的筹划经过与目的，即为自赏还是出售等问题并未详述。

按以前说法，参与其事的军阀有袁世凯任命的陕西都督陆建章、陈树藩(或其父)及北洋军阀系列的袁氏兄弟等，现又增加张云山其人，对此新材料值得重视。

按《苏庵杂志》说，“师长张云山取其二”，张任师长是1912年，1915年7月病逝于师长任上，所以从时间上讲张主使第一次盗马事是完全吻合的。

至于先前说法谓陆建章或陈树藩盗马，则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张死后接手进行的，因为他们与张不但是上下级关系，且张取二马后置于督署(南院)，这正是陆、陈的衙门所在，有接手盗运的现成条件。

陆建章是袁世凯亲信，于1914年4月入陕并于同年6月任督军，但当时军旅正兴，他立脚未稳，恐怕难有精力顾及盗马事，故说张盗马在前，陆、陈接手转运在后更为合理。

陈树藩虽然也是陕西辛亥起义的参与者，但起义后不久即投靠袁世凯，成为陕西的一股亲袁势力，1916年逐陆出陕后被袁任命为陕西督军，所以说他与袁世凯之子勾结盗马也是顺理成章的。

综上，张云山盗马说如成立是对军阀盗马说的补充和深化。 《苏庵杂志》的又一说“乃未几，复为某洋商所觊觎，竟举陵北所余四石辇之而去，当道者急追之，始璧还”，也值得重视。

按此说法，似乎是洋商自行盗马而为当道者(具体即指督军陈树藩)追还，这需要分析。

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拳毛騧》

“飒露紫” 毛色紫红。公元621年李世民曾骑着这匹马与王世充交战与洛阳。李世民对它的赞语是：“紫燕腾跃，骨腾神骏，气警三川，威凌八阵。”

据以前说，是陈树藩之父勾结袁克文、克定(袁世凯之子)盗马，将四匹石马在咸阳装船运输已至潼关，因事泄引起群众反对，且讨袁势力(指靖国军)已打至渭河北岸，陈树藩迫于情势将石马截留运回，并鞭斥其父的副官以示惩戒。

这一说法因无确切记载，似乎有演义的成分，但从基本情节看，与《苏庵杂志》所说并无根本差别，只不过后者是站在“当道者”一边，为“当道者”作了掩饰而已。

换句话说，《苏庵杂志》的记载，再一次肯定了军阀参与盗马一事。其“辇之而去”应指下山至装船前这一段，与后来的船运也不矛盾。 还有一点需讨论。

旧说陈树藩不得不追还石马，其原因之一是受到靖国军军临渭北的威胁，但靖国军从渭北进攻西安的时间在1918年2月2日，军临渭北更早在元月底。

这就与旧说第二次盗马在1918年难以相合，因为当年盗马并装船运至潼关又在2月初即被截留，在时间上显得太过急迫了，故我认为还是1917年第二次盗马说比较合理。

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的《飒露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