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到校学习研究一年者计有：杨筠如，余永梁，程憬，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李鸿樾，陈拔，冯德清等二十九人。”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迥异，但都大名鼎鼎。

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陈寅恪出任研究院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吴宓说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

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毕业证书上署有大名的清华校长曹云祥有过一番舌战：曹云祥：“他是哪一国博士?”梁启超：“他不是学士，更不是博士，他没有文凭。”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启超：“也没有什么著作。”曹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事就难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

梁启超一听这话，很不高兴地问：“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那我写的书多么?”曹很恭敬地说：“可谓著作等身。”梁启超愤然：“可我这些书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年轻的陈寅恪留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得一张博士文凭回来，陈寅恪既然满腹经纶，为什么没有学历呢?这个问题他的侄子陈封雄问过，陈寅恪是这么回答的：“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

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骏马中的“赤兔”，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出神入化之奇境。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仅36岁。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吴宓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