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又只顾自己的得失，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主动放弃阵地，提出改革要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就是要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变更现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共产党处境到了危难关头。

“船长”竟弃船而逃，自动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使苏共迅速走向衰败。苏共衰败，是苏联剧变的前兆;苏联解体，是苏共垮台不可避免的结果。从戈尔巴乔夫当政7年特别是最后时期的言行看，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当然有着不可推诿的历史责任。苏联各级干部的特权现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为特权阶层，享有各种既得利益。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更形成一个个“官僚氏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儿女联姻，官官相护，贪污渎职，使执政党与民众之间隔阂越来越大，民心尽失。有一种观点认为，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为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体地说，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集团羽翼已经丰满，他们已将大量国家财富占为己有。

此时，他们急切希望共产党的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变，以便通过国家制度的公开变更，在新制度下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攫取的财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顺地将这些财富传给子孙。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剧变，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 。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苏共党内官僚特权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既得利益集团、苏联上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产生的‘自我政变’”。这种前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一定的道理。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所诱发的腐败大暴露，以及这些官僚分子摇身一变，成为“新制度”的显贵，表面看来，似乎就是这些人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但是，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刻的历史根源，以及当时苏联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动向，就不难发现，不能说由于党内出现了腐败和官僚特权阶层就导致党衰国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这类现象的国家，未必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苏联晚期，官僚特权阶层固然在党和国家的上层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作为掌控权力的官僚集团，他们首先要依赖原有的体制和秩序，以维护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们既不可能是积极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进的反对派，由于这个阶层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众多的“关系网”，使其中许多人善于观察方向，见风使舵，最终成为剧变的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