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

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

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

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金岳霖与林徽因两人合照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一般人往往把哲学家视之为“好高骛远”、“不近人情”或者“奇怪的”人，因而

难免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金岳霖来说，他的确“好高骛远”。他神驰“云端”，漫游在无限的“真际”之中，不着有限的“边界”。

但他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他对生活有着特别的感受力，过着一种比常人甚至还要“具体”的生活。

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他入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

他的幽默，令四座击掌称妙;其“忘我”境界，更使人传为旷达。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金岳霖的一切，也许可以说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

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

1926-1929年，清华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任系主任;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金岳霖任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

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

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

1983年，《知识论》一书时隔40余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

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

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

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

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

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

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

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金岳霖与他的同学们

——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

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

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

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

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

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

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

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

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金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

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因担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

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个人名言

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金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不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金先生的人生。

金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金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

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

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也就是说，金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

对金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金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

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金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金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

金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

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金先生就说，刚才艾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这些话在许多回忆金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这些还不是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我想说的金先生的名言是他28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

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

金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

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

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金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1995年8月中国科学院举行金岳霖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林徽因写作照片

著述要目专著

1.《逻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35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1937年第2版;三联书店，1961年，1982年重印。

2.《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年，1985年重印。

3.《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4.《罗素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论文

1.《唯物哲学与科学》，1926年6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7期。

2.《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1926年8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9期。

3.《说变》，1926年10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61期。

4.Prolegomena,1927年4月、6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1-2期。

5.《论自相矛盾》，1927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3期。

6.《同·等与经验》，1927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5期。

7.《休谟知识论的批评(限于Treatise中的知识论)》，1928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8.《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1928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9.《知觉现象》，1930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2期。

10.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1930年8月发表于《清华学报》6卷1期。

11.《A.E.I.O的直接推论》，1930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3期。

12.《论事实》，1931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4卷1期。

13.《思想律与自相矛盾》，1932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7卷1期。

14.《释必然》，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8卷2期。

15.《彼此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与概念实用主义》，1933年10月5日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

16.《范围的逻辑》，193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5卷2期。

17.Note on Alternative Systems of Logic,1934年发表于The Monist44卷。

18.《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9卷2期。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中国哲学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

20.《关于真假的一个意见》，1935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6卷1期。

21.《论手术论》，1936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1卷1期。

22.《道，式，能》，1936年9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1期。

23.《可能底现实》，1936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2期。

24.《现实底个体化》(部分)，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5.《现实底个体化》(摘要)，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6.Truth in True Novel，1937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 4卷4期。

27.On Political Thought，1939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 4卷4期。

28.The Principles of Induction and Apriori，1940年发表于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37卷7期。

29.《论不同的逻辑》，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3卷1期。

30.《势至原则》，1943年5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1期。

31.《归纳总则与将来》，1943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2期。

32.《自然》，194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4期。

33.《思想》，1944年5月、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9卷1-2期。

34.Chinese Philosophy，发表于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0年第1期

 感情纠葛

徐志摩、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之间都有过感情纠葛，但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气质所驱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烧熔了理智。

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这使我想起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后来，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了林徽因的病和死。他眯缝着眼，坠入沉思， 慢慢地说：“林徽因死在同仁医院，就在过去哈德门的附近。对她的死，我的心情难以描述。

对她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极赞欲何词’啊。”

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时年五十一岁。那年，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

虽然林徽因头上还顶着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个头衔，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

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的别有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上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下联是：“万古人间四月天”。

此处的“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诗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指艳日、丰硕与富饶。金岳霖“极赞”之意，溢于言表。

金岳霖回忆到追悼会时说：“ 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他沉默了下来，好像已把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

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

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死后金岳霖仍旧独身，我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

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

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

林徽因年轻照片

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 解脱了出来。由是我联想到了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们编纂好林徽因诗文样本，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送书稿，又再次去拜望金岳霖先生。

天已转冷，金岳霖仍旧倚坐在那张大沙发里，腿上加盖了毛毯，显得更清瘦衰弱。我们坐近他身旁，见他每挪动一下身姿都皱一下眉，现出痛楚的样子，看了令人难过。

待老人安定一会儿后，我们送他几颗福建水仙花头，还有一张复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

他似乎又一次跟逝去三十年的林徽因“神会”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坐在这位垂垂老者的身边，你会感到，他虽已衰残病弱，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

他现在跟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我们不时听到他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他的心境和情绪，没有独身老人的孤独常态。

他对我们说：“过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总布胡同，现在我和梁从诫住在一起。” 我听从诫夫人叫他时都是称“金爸”。

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看着瘦骨嶙峋、已经衰老的金岳霖，我们想，见到他实不容易，趁他记忆尚清楚时交谈更不容易。

于是取出编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请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先生趁机凑近他耳边问，可否请他为 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

等待着，等待着，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

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 “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林徽因早已作古，对一切都不会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倾诉。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

啊，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我想，林徽因若在 天有灵，定当感念涕零，泪洒江天! 第二年的一天，偶然听到广播，好像说金岳霖去世，顿感怅然。

找来报纸核对，几行黑字攫住了我的心。也许是天意吧。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

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

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金岳霖从人间带去的话，终有机会跟林徽因说了。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女，汉族，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出生于浙江杭州。原名林徽音，其名出自“《诗·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后因常被人误认为当时一作家“林微音”，故改名“徽因”。中国著名建筑师、诗人、作家，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深化方案的设计者之一、建筑师梁思成的第一任妻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同梁思成一起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文学上，著有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代表作《你是人间四月天》、《莲灯》、《九十九度中》等。其中，《你是人间四月天》最为大众熟知，广为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