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

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倾。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泰陵陵事的筹划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 “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

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着，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园正式兴工，并定陵名为泰陵。太监李兴、新宁伯谭佑、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提督工程，五军都督府及三大营官军上万人供役,历时四月，玄宫落成，于该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将孝宗葬入陵内。

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按《明武宗实录》记载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泰陵营建虽然只有10来个月的时间，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曾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

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为武宗所宠信，势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希望陵寝尽快工成，也认为杨子器多言。

他们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