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个仪同大约领兵千人左右，所以整个府兵系统刚建立时共“有众不满五万”可以看到，在府兵将领员额配置上，贯彻的原则是以六为基数，十二、二十四、四十八均是六的整倍数。这与他在中央政权中建立六官一样，都体现了他复古的精神。

大统九年(543)，宇文泰在邙山之战中被高欢打败，兵员损失严重，仅仅依靠鲜卑军事力量难以维持下去。所以，这一年宇文泰下令“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大量关陇豪族地主纷纷率领自己的武装加入到宇文泰的府兵系统中。

前面提到，在府兵系统中，名义上共有八个柱国大将军。这与鲜卑早期“八部大人”的部落兵制相符合。宇文泰充分发挥这一点相似之处，在魏恭帝元年(554)下令：立大功的高级将领，不论是鲜卑人或是汉人都分别为鲜卑早期三十六国的继承人，功绩稍逊一筹者为鲜卑早期九十九姓的后代。

各级将领不论是鲜卑人还是汉人都改姓部落时代的鲜卑旧姓。李弼改姓徒何氏、赵贵改姓乙弗氏、李虎改姓大野氏、杨忠改姓普六茹氏。在魏孝文帝改姓时未曾改动者如侯莫陈氏、独孤氏等则一仍其旧。各将领所统帅的士兵一律以主帅姓氏为自己的姓氏。

很清楚，兵制上的鲜卑化倾向与复古、汉化的倾向是矛盾的。改革的矛盾反映了现实的矛盾。

宇文泰是靠鲜卑六镇士兵起家的。在部落时代，当兵打仗是光荣的事情。六镇士兵原来是“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但是，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随着北魏政权的日益封建化，六镇士兵的地位迅速下降，沦为“役同厮养”的卑贱者，丧失了仕进之路，而迁入洛阳者“各各荣显”。

在六镇士兵看来，自身地位的下降就是由于汉化政策的实行。所以，六镇起义虽然本质上是阶级斗争，但也具有反汉化的色彩。葛荣攻下信都后，“逐出居民，冻死者十六七”，“欺汉儿”的事时有发生。

这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追其根源，责任应在魏孝文帝。“他的汉化措施，表面文章做得多”。禁鲜卑语、禁鲜卑服装伤害了本民族的感情。北魏的灭亡与此有直接关系。宇文泰从中吸取了教训，因此，他在封建化过程中，也适当照顾鲜卑族的民族感情。关陇地区的鲜卑族并不多，主要就是府兵中的那些将士。

所以，在兵制改革中推行鲜卑化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不论将、士，都同为一姓，非血缘关系被罩上了一层氏族时代的宗法面纱，这有利于士兵身份地位的提高。“役同厮养”的矛盾起码在心理上、感情上得到了解决。不论民族，同为一姓，又可泯灭府兵中的民族界限，有利于民族融合。

虽然在表面上似乎是把相对先进的汉民族融合到相对落后的鲜卑族中，但实际上，少数族进入汉族占多数的地区，根本不可能把汉族融合在本民族中。民族融合一旦完成，只能意味着少数民族的汉化。

《周书·苏绰传》史臣曰：“太祖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这段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宇文泰的特点就在于他虽身处乱世却能够建立超一系列安邦治国的礼法之制。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在制度改革中，处处都体现了宇文泰民族政策的开明与灵活。尊重汉、鲜卑两族的民族感情而不盲目地、简单地走极端，这正是宇文泰比魏孝文帝高明之处。

在官制改革中，宇文泰以《周官》为楷模，在兵制改革中，宇文泰又从部落时代得到了启发。两者都带有复古的色彩。两个遥远的民族、两个遥远的时代似乎汇合了。宇文泰在借来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民族融合的新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