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涉及根本性问题，涉及君臣关系的方面，范、富等人相当慎重。而这种时候，针对时政需要“举祖宗故事”，则成为可行的手段。对于新政派而言，多层面的祖宗法具有多重的意义：不仅是新政派复振纲纪的楷模，也是他们主观上保护自己的屏障。庆历三年盗起淮南，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厚赂使去。事闻，富弼议诛之，范仲淹欲宥之。

面对富弼“举法而多方沮之”的责备，范仲淹语意深长地“密高之曰”。被认为“深厚有容”的宰相章得象，虽然委以与范仲淹等共同“经画当时急务”的重任，史称其“以违众意”，“无所建明”事实上乐观新政之败，甚至在背后组织抨击;二府的执政贾昌朝、陈执中，御史中丞王拱辰等，都对新政持否定态度。

监察御史刘元瑜、右正言钱明逸等，对于新政主持者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多挟朋党”“欺罔擅权”，二是“更张纲纪，纷扰国经”(例如考课法、任子法、磨勘法等)，而他们针对新政提出的主张，是“望酌祖宗旧规，别定可行之制”。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济，他们敢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们对于政策法规的锐意更革，无不冲击着长期以来固守先的循默政风，进而触动了帝王意识深处对于高级官僚中形成集团势力、对于朝野间掀起政治波澜的警惕。

仁宗朝，朝政以宽松开明著称，却又暴露出国家行政施为滞缓的问题。或许可以说，这种一体两面的特别，是北宋开国以来政策基调发展造就的结果。庆历新政的出现与夭折，正与次有关。由于其滞缓，当时士大夫“皆患法之不变”;由于其开明而“德泽深厚”，使这段时期成为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盛世”——甚至是“圣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