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没想到变法才刚刚开始，而且，几乎所有的变法内容都是事先向神宗汇报并经他反复斟酌过的，可一遇到阻力，他就立场动摇，犹疑不定，心里顿时窝火，于是便没好气地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

王安石说的是对的，他的话可谓击中了宋神宗的软肋。虽然一心想变法图强，却又优柔寡断，在原则性问题上始终与反对派妥协，这应该说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也是造成他本人悲剧命运的致命伤。当然，作为大宋帝国的董事长，在变法问题上干预过多，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是酿成熙宁变法悲剧及宋神宗本人悲剧命运的又一致命伤。

在商鞅变法时，秦孝公嬴渠梁(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却根本不像宋神宗这样。自从选定商鞅担纲改革，秦孝公便完全隐到幕后，全然由商鞅做主，即使是在处理自己的儿子、11岁的太子驷窝藏罪徒一事上，他也不出来干预，而是任由商鞅全权处置。

这也正是商鞅变法尽管阻力很大但却得以坚决执行的最重要原因。而反观王安石变法，却受到很大掣肘，不仅反对派处处从中作梗，连神宗本人也时不时地出来干预一下，妥协一下，结果，不仅反对派对神宗极为不满，就连王安石等一些改革派也对他颇有怨言，这就难怪王安石在极度失望后会撂挑子走人，弃他而去!

所以，到了最后，由神宗推行的改革竟然成了他一人独自导演独自演出的独角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无论是“熙宁变法”还是宋神宗本人，都整个儿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