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18日未下，西夏军反击，一面决河水淹，一面以兵力追击，宋军大败，士兵、民夫阵亡溃散不下30万人。次年正月，神宗决定再攻，计划首先在宋与西夏边界之间建城筑垒，遏制西夏，尔后攻取西夏首府兴州(今宁夏银川)、灵州，为此宋在永乐下埭(今陕西米脂西)人工修筑了防御要塞“永乐城”，刚建成即遭西夏军围攻，9月中旬被攻陷，损失将士1万余人，西夏方面则说连同民夫在内有20余万人。神宗得知消息后，早朝时大声恸哭，从此绝了用兵西夏的念头。

概而言之，宋神宗军事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改革急于求成。在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上，神宗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二人却有分歧。王安石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国不富则兵不强，既要整军，更要理财，既要节流，更要开源，总之要把理财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神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积弱的状况，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

他认为：“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无由足。”即优先考虑军事改革，他有魄力有决心，却太过急燥，他与王安石不顾困难和反对，同时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改革，注意力过分分散，改革的工作显得有气无力，结果导致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造成整个变法的失败。

受长期“重文轻武”思想影响，军队中所用将官许多庸常之才，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执行，因此其成效往往是事倍而功半。“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造成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重文轻武之风惯性发展，军人地位没有保证。军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敷衍应付成为风气。有的役使士兵现象混乱，导致一些部队参训率大受影响。

据称，神宗时，陕西禁军“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而不参加军训。有的军中放军债、赌博、劫掠妇女等时有发生。

哲宗朝，苏轼任定州知州时曾报告说，当地“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还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这样的军队自然视改革举措为儿戏，不会令行禁止，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