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法典

编撰法典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改革元代制度而产生预期结果的另一个领域。可能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社会确定统一的法典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可能是因为蒙古统治精英认为统一法典会限制他们的权力所以采取了反对的态度，元廷从未制定一个通行全国的标准法典。

缺乏法典引起了汉人官员的极大焦虑，他们进行了多次努力编撰法典和律例，以作为判案的依据。最早的补救措施是1291年颁布的《至元新格》，这大体上是个法令汇编。此后铁穆耳朝和海山朝编修法典的努力几乎毫无成效。

爱育黎拔力八达采取措施对这样的形势加以补救。在至大四年(1311年)即位的当月，他命令中书省臣汇集从忽必烈朝初年以来的律令条规。

这一汇编工作于延祐三年(1316年)完成。但是对汇编的复审过程比预期的时间长得多。直到硕德八剌即位后两年的延祐十年(1323年)，这一法典才以《大元通制》的名目正式颁行。这个新法典收录了建国以来的法律条文2400余条，分为断例、条格、诏制、别类四大类。

《大元通制》虽不是一个全面性的法典，按照现代法制史学者的观点，此书“是元代法律成熟的标志，因为它有充实的内容并采用了以《泰和律》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典的结构”。《泰和律》是金朝的法典，它的编撰遵循的是唐代法典模式。

但是，作为征服王朝的法典，《大元通制》没有完全照搬以前的中国法典。它在许多方面反映了蒙古人的习俗和元代特有的制度特征。《大元通制》和也是在爱育黎拔力八达朝由江西地方政府或私人编辑的《元典章》，是元代法制史的两个里程碑，也是征服王朝的元朝日趋成熟的反映。

 汉语书籍

爱育黎拔力八达对汉文化的喜爱，他和他的臣僚(特别是蒙古和色目臣僚)对儒家政治学说和汉人历史经验的渴求，可以从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翻译或出版的著作的数量和性质上反映出来。翻译成蒙古文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尚书》;宋人真德秀(1178—1235年)撰写的《大学衍义》;与唐太宗(627—649年在位)有关的两部著作，吴兢(670—749年)撰写的《贞观政要》和太宗本人为他的继承者撰写的《帝范》;司马光(1019—1086年)撰写的伟大史书《资治通鉴》。

在爱育黎拔力八达赞助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包括：儒家经典《孝经》;刘向撰写的《烈女传》;唐代学者陆淳研究《春秋》的论著以及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

虽然以上所列在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意下出版的汉文著作，反映的是他作为天子有倡导大众道德和增加物质福利的责任，翻译著作的选择，则显示了他的实用主义目标。

在下令翻译《贞观政要》时，他指出此书有益于国家，并希望蒙古人和色目人能够诵习该书的译本。蒙古君主显然希望蒙古和色目精英，包括他自己，能够学习儒家的政治学说和汉人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唐太宗的教诫，能把国家管理得更好。

限制贵族

爱育黎拔力八达按照中原传统方式对元朝政府的改革无法走得太远，他不能削弱蒙古诸王的行政权、司法权和经济特权来加强中央集权。尽管忽必烈推行了中央集权的政策，蒙古诸王仍然拥有对他们领地相当多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权。

进一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是政治冒险，因为这将面临蒙古和元帝国一条最基本原则的正面挑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尝试削弱诸王权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这一原因。

至大四年(1311年)冬季，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撤销诸王的札鲁忽赤(汉译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由于札鲁忽赤代表诸王处理他们领地中的蒙古人的法律事务，撤销札鲁忽赤显然意味着取消了诸王直接审理他们属下的蒙古人案件的权力。

皇帝的这一命令似乎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已知晋王也孙铁木儿(后来的泰定帝，1323—1138年在位)和周王和世(海山之子，后来的明宗，1329年在位)两人在1316年被允许在他们位下设立了几个札鲁忽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