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评价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评价是：“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事皇太后，终身不违颜色;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大臣亲老，时加恩赉;太官进膳，必分赐贵近。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之成宪云。”

清朝史学家邵远平《元史类编》的评价是：“册曰：立极电扫，稗政悉除;设科辍猎，屏言利徒;澹然无欲，十年罔渝;是惟令主，信史用书。”

清朝史学家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评价是：“帝天性恭俭，通达儒术，兼晓释典，每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大。’在位十年，不事游畋，不喜征伐，尊贤重士，待宗戚勋旧，始终有礼。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其孜孜为治，一遵世祖成宪云。”

“君子观王约告仁宗之言，可谓不负厥职者矣。然而仁宗之善政屡见于史册者，谓非王约辅导于其始可乎。若王约者贻仁宗之哲命者也。”

清朝史学家魏源《元史新编》的评价是：“武仁授受之际，无可议者，仁宗初政，首革尚书省敝政，在位九年，仁心仁闻，恭俭慈厚，有汉文帝之风。惟武宗初约，由帝传位己子和世而后及于英宗。及武宗崩，仁宗立，乃出封和世踾酎坎，而立子硕德八剌为太子。

虽迫于皇太后之命，而已不守初约矣。和世不之云南而举兵赴漠北，又不予以总兵和林之任，于是英宗被弑而泰定以晋王入绍大统，武宗旧臣燕帖木儿不服，遂于泰定殂后迎立周王于漠北，迎立怀王于江陵。怀王先立，周王后至，岂肯让于兄，于是弑之于中途，而国乱者数世。使当初即立周王，何至于此。至铁木迭儿奸贪不法，已经言官列款弹劾，而犹碍于皇太后，不敢质问，遂贻英宗以奸党谋逆之祸，不得谓非仁宗贻谋不臧有以致之也。”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论曰：元代科举之议久矣，至延祐而后行之，何其难乎?夫元代文学之盛，亦不须科举也。然儒风以振矣。天下啧啧以盛事归之。仁宗不亦宜乎?”

清末民初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评价是：“汗事兴圣太后。终身不违颜色，手勘内难，迎奉海山汗，退处东宫，不矜不伐，及海山汗升遐，哀恸不已。居丧再逾月，而后践阼。其孝友盖天性也。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

居东宫日，即有志兴学，以铁穆耳汗朝建国子监未成，趋台臣奏毕其功。既即位，一再增广国子生额，行科举取士之法。又尝遣使四方，旁求经籍。得秘笈，辄识以小玉印，命近侍掌之。承旨忽都鲁都儿迷失、刘赓进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汗觉而善之，谓侍臣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

命翰林学士阿邻铁木儿并《贞观政要》皆译以国语，与图象《孝经》、《列女传》同刊印，以赐蒙兀、色目诸臣。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不受虚誉。待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太官进膳，必分赐贵近;有司奏大辟，每惨恻移时。尝谓札鲁忽赤买闾曰：‘札鲁忽赤，人命所系，其详阅狱辞，事无大小，必谋诸同寮，疑不能决，与省台臣集议以闻。’

又顾谓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为安耶?朕惟太祖创业艰难，世祖混一不易，兢业守成，恒惧不能当天心，绳祖武，使万方百姓各得其所，朕念虑在兹，卿等固不知也。’其孜孜为治，一遵忽必烈汗成宪。 惟饮酒无度，或其短祚之由欤。”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仁宗孝慈恭俭，不迩声色，不殖货利。侍宗戚勋旧，始终以礼，大臣亲老，时加恩赍。有司奏大辟，辄恻怛移时，晋宁侯甲兄弟五人，俱坐法死，帝悯之，宥一人以养其父母。

崇尚儒学，兴科举之法，得士为多，可谓元之令主矣。然受制母后，嬖幸之臣见权用事，虽稔知其恶，犹曲贷之。常问右丞相阿散曰：‘卿日行何事。’对曰：‘臣等奉行诏旨而已。’帝曰：‘祖宗遣训，朝廷大法，卿辈犹不遵守，况朕之诏旨乎。’其切责宰相如此。有君而无臣，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