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基为帝

大德十一年(1307年)正月初八，元成宗驾崩于大都玉德殿。他的皇太子德寿早夭，亦无其他子嗣，因而皇位出现空缺。按照蒙古旧制，在皇位空虚时，暂由正宫皇后卜鲁罕摄政，由她召集宗亲大臣举行忽里台大会，另选新君。

卜鲁罕和左丞相阿忽台准备拥立成宗的堂弟、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因为他是忽必烈诸孙中年龄最长者，乃召其入京辅政;而右丞相哈剌哈孙则试图拥立海山兄弟，于是他在成宗死后立即秘密派人通知在漠北的海山和在怀州的答己及爱育黎拔力八达迅速入京。

这时卜鲁罕为防止海山夺位，下密旨切断通往漠北的驿路。受哈剌哈孙之命北趋报讯的康里脱脱通过其兄阿沙不花疏通通政院，改署手中驰驿文书的日期，使其先于卜鲁罕下旨之日，遂得以乘驿马往海山处。 随后，哈剌哈孙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卧于宫外，卜鲁罕多次下旨，他都不听，也不处理政务文书。

此举一方面可以阻遏卜鲁罕动员行政中枢的权力资源发号施令、筹划临朝称制的计划，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皇后集团以左丞相阿忽台取而代之，控制中书省。哈剌哈孙坚持在中书省守值凡三月，“未尝一至家休沐”，耐心等待反击的时机成熟。

远在漠北的海山接到成宗死讯后，曾准备立即还朝，后因乞台普济以漠南事宜“难以遥度”为劝，遂暂时缓行，以观局势。 大德十一年(1307年)三月，海山率军自金山前线东返和林，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诛杀与阿难答通谋的合赤温后王也只里，与会宗亲大臣合辞劝进。海山这时已获悉答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决计在和林窥视动向，于是谢绝了诸王的劝进，声称要等到宗亲大臣到齐、忽里台大会召开时再即位。

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到大都后，在李孟、哈剌哈孙的帮助下，发动宫廷政变，一举扳倒了卜鲁罕、阿难答、阿忽台等人，至此皇位在海山兄弟间摇摆，诸王阔阔出、牙忽都及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师傅李孟等人都劝爱育黎拔力八达不顾海山，自己登位，答己也认为“天性孝友”的爱育黎拔力八达比海山更容易控制，因此假托阴阳家之言，算出“重光大荒落(海山出生的辛巳年)有灾，旃蒙作噩(爱育黎拔力八达出生的乙酉年)长久”的一卦，并派人带着这一卦给漠北的海山看，暗示他放弃皇位。

海山在和林一心等待大都派人迎他就位，想不到等来这样一套说教，愤然指出：“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然后命康里脱脱疾还京师，表示自己已决意继承帝位。接着海山本人亲率三万大军，分三道南下。

面临海山强大的军事威慑，他的母亲和弟弟及大都诸臣被迫改变原来的想法，向海山明确表示推戴之意。大德十一年(1307年)五月，海山抵达上都，会聚宗戚大臣，举行忽里台大会，一方面处死卜鲁罕和阿难答，另一方面则确认海山的皇位继承资格。五月二十一日，海山即位于上都，是为元武宗。即位后追尊父亲答剌麻八剌为顺宗昭圣衍孝皇帝，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下诏改元为“至大”，正式开启了武宗一朝三年有余的统治。

巩固统治

武宗继位时，接管的是一个貌似强大安定、实则弊端丛生的帝国。他的前任皇帝元成宗奉行“持盈守成”的政策，使忽必烈时代汉化不彻底及汉法与回回法冲突等遗留问题继续恶化，困扰着蒙元王朝的统治者。

成宗时的主要问题有对宗戚大臣的滥赐滥封;冗员冗费严重、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问题逐渐凸显，当然最严峻的问题是经济上的钞法开始崩溃，至元钞大幅贬值，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影响财政收入。再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武宗面临的问题可谓是非常棘手的，因此他不得不调整“守成”之策，对统治加以调整。武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各方面进行了不少改革，以巩固元朝的统治。

武宗入继大统后，朝廷中枢用人，差不多都在西北从征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崇儒右文的哈剌哈孙最初仍留任中书右丞相，但两个月以后就被外放为新成立的和林行省左丞相。武宗所信用的大臣，有乞台普济(唐兀人)、脱虎脱(畏兀儿人)、三宝奴(西域人)、乐实(高丽人)、保八(色目人或蒙古人)、忙哥帖木儿(拂林人，爱薛之孙)、王罴等。

武宗在中书省之外，另设尚书省，用来安置他的亲信，并实施改革。武宗在政治上实行“溥从宽大”的方针，大范围地封官进爵、增加赏赐，同时推行考课，筹备郊祀;经济上，改革钞法，颁“至大银钞”，又发行铜钱“大元通宝”和“至大通宝”，并许与历代铜钱混合使用，以信誉较稳定的小面额金属辅币来平抑日用品零售领域中物价的过份波动。

此外还扩大海运粮数量，提高盐引价格，增加赋税，等等。这些措施多与忽必烈时期阿合马、桑哥主持的尚书省的举措很相似，但在实行方面比那时来得温和。武宗在位时还大兴土木，即位一个月后就下令在上都和大都之间的旺兀察都(今河北张北)兴建元中都。同时还在大都、上都和五台山等地修筑佛寺。

武宗的改革举措尤其是滥封滥赏和理财政策很大程度上与儒家相悖，因此招来汉人儒臣的批评。代表性的是监察御史张养浩在至大三年曾上《时政书》列举十项弊政：一曰赏赐太侈、二曰刑禁太疏、三曰名爵太轻、四曰台纲太弱、五曰土木太盛、六曰号令太浮、七曰幸门太多、八曰风俗太靡、九曰异端太横、十曰取相之术太宽。 后来的许有壬则总结武宗的失政有四个方面：名爵扫地、赐予空帑、太官恃不钩检、宿卫依凭城社。

而武宗在改革没有收到成效之时便撒手人寰，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则全盘推翻了武宗的改革措施，并处死了三宝奴等武宗信任的大臣，所以武宗的短暂统治时期虽改革纷纭，却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