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军民一体的军事体制，使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同上书，263页)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

氏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已模糊了兵与民的界限。如今人们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能进入中原，打开城墙高筑的中原门户，恐怕原因恰恰在此。因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样式的推演，而中原以墙自守，典型的农业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消磨了人的进攻意识。一个没有进攻意识的民族，要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交战，其胜负可想而知。

其次，成吉思汗的治军思想做到了民族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他造就一支高素质蒙古军队的根本原因。所谓民族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立足于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如借用围猎训练军队就是一种全新的军民兼容的训练方式。所谓科学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从实战出发。

它曾以西夏为对手考验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锻炼一下蒙古人，以利将来对中国的战争。”(同上书，93页)另外，成吉思汗也重视对军官的训练，“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我的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好像是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被消灭的。”(同上书，95页)军官们在大汗的宫廷受训后回到营地担任教官，经过一整套完整体系受训的蒙古军队，最后就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

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的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蒙古帝国史》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正是有成吉思汗这样出类拔萃的战略家和他那支坚不可摧的军队，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才能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放异彩。

五、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大将慧元巧妙的把牛羊奶烘焙干成奶粉牛羊肉烘焙干成肉松“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一般要远离后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基本上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

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史记•匈奴传》)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物合一，完全是受生存条件的驱使。蒙古人行军打仗，以反牲畜走到哪里，人跟随到哪里的游牧常规，而是军队走到哪里，羊马也驱逐到哪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部队的军需供给问题。

由于出征时携带的羊马很有限，为充分食用这些牲畜，成吉思汗还专门规定了屠杀的方法：“用牛羊的膀胱两个，吹满空气，把骨管伸进膀胱的管孔。骨管上刻有螺丝纹。在兽的第四、第五肋条之间，刺个穴口然后把骨管插进创口，压迫膀胱把空气注入肺脏。这样做的时候，兽立刻死去。死状好像是被电击一样。

这个杀法的利益是肉量增加70%，滋养力充分，脔肉柔软，味道也美，易于更长久的保存。”(《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全部吸收兽类血和肠肚的营养，充分利用所携带的羊马。由此可见，蒙古军队在自我生存方面，有它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要说它不可战胜的秘密是什么，极度节俭的饮食习惯，就是其制胜的密诀之一。因为有超常的生存潜力与敌较量就有超常的战斗力，就有能使战争机器连续运转的动力。

蒙古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蒙鞑备录》第13篇)这段史料，说明成吉思汗的军队在自带食物耗尽时，依然有强大的野战生存能力。当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时，其国王莫汗默德从间谍那里得知：“蒙古军队随身携带战斗时用的一切物品，他们以肉干和酸奶为饮食就满足了。他们对于好吃的食物和不好吃的食物都满不在乎，什么动物肉都能吃，甚至猪肉、狗肉都吃。

他们的马不需要麦子和稻草。他们的马能用蹄子刨开积雪找草吃，甚至还能刨开土找杂草和草根、草叶吃也过得去。任何高山峻岭和大川小河阻挡不了他们的进击。他们能越过任何的山谷隘路，他们抓着马鬃马尻渡过任何河川。”(《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6页)莫汗默德被强大的蒙古军所震撼，从此，他便无心交战，而是一心一意千里撤退，只顾逃命了。

蒙古军队的确是生存能力极强的军队，他们对自然的最低奢望低出普通人好几倍，当他们“才犯他境，必务抄掠……因粮于敌。”(《黑鞑事略》85页)时，蒙古军队就变得更加强大。蒙古军因粮于敌的具体作法一是抢夺牲畜以备后用。二是对坚壁清野的城堡，用软硬兼施的方法迫对方供给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