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至于朱元璋很纳闷：老百姓“何不依《大诰》擒恶入京，一则受赏，二则立良民之名于一郡，使有司畏惧”?其实他不知道，民斗官何其难，历来是胜少败多。官员尤其是胥吏，在当地都是“地头蛇”，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一般新任的官员都畏惧几分，何况普通百姓。除非是大姓宗族，人力、财力雄厚，才敢越级上访，甚至“旁入公门”。

把有士兵保护的胥吏、官员抓走，绑缚京城，一般的贫苦百姓，哪里有这力量?就算现在响应皇帝的号召去上访、去绑缚，也担心被胥吏、官员秋后算账。朱元璋鼓励越级上访、越级打击，并不是真正要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而是将其视为治官的一种方法，巩固朱家王朝的一种手段。其中很多做法本身已经逾越了法律，是“法外之法”，可能收一时之效，但注定不能解决官民之间的根本性矛盾。

而且，我们看到，朱元璋在对待越级上访、越级打击时，主要对象是胥吏，而不是帝国的中坚官员，是触及皮毛，而无伤筋骨的。朱元璋的困惑，正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政治体制本身的弊病所在，他越是要加强朱家王朝的专制皇权统治，越是无法真正让民众监督官吏，朱元璋的做法不为后来的帝王所采用，个中原因大约就在于此吧。